1995年,在北京的一所醫院里,金星拿到了一份小冊子。
上面有一千多個問題。
答對百分之六十,你有女性傾向,但不適合做手術。
答對百分之七十五,你偏向女性,可以通過治療糾正過來。
答對百分之八十,基本上達到女性標準,可以做手術了。
金星看了看自己的分數:94分。
醫生很絕望,“去吧。”

手術前,她打電話給正在北京出差的父親。“我住院了。”
父親來了,見了她的面,“你是被燒傷了嗎?怎么到整形醫院來了?”
金星冷靜地說,“我要做手術,我要做女人了。”
父親抽著煙看著她,愣了兩分鐘,“總算對上號了。”
金星很驚奇,“什么對上號了?”
父親說,“你小的時候,我怎么看你怎么像女孩子。28年后,你找到了你自己,對上號了。”
有了父親的理解,金星坦然地躺在了手術臺上。
不久,母親趕到,是來給他打氣的。
16個小時后,手術做完了。
父親問:“我能幫你做點什么嗎?”
金星說,“回老家的時候,幫我把身份證上的性別改過來吧。”
從此,金星成了名正言順的女人,和一個疑似二級殘廢。

原來手術中間出了一次大事故。
金星的左腿被壓了16小時無人發覺,手術之后,小腿肌肉到腳趾尖的神經全部壞死。
醫生很自責,把一代舞蹈天才給毀了。
金星卻不這樣想。“我一條腿價值一千萬呢,說瘸就瘸了?”
她暗自祈禱,“老天,我就這一條命,你看著辦吧。”

因為全身都痛,她要求護士給她打杜冷丁。
“天天打杜冷丁,上癮了怎么辦?病治好了,你就成了癮君子了,得不償失。”
金星實在痛得難受,就要求再打一針。
護士很機靈,給她打了一針蒸餾水。
此后,每天打的都換成蒸餾水,金星卻一無所知。
因為心理作用,她好像也不覺得痛了。
她每天盯著自己的左腳看。
每次集中意念,就能看好一會兒。
看到靠意念驅動的腳趾稍微動一下,她就能開心好久。
可是,整條腿還是不能動,每個來看她的朋友,既難受又無奈。
過了好幾個星期,金星眼看著腳趾一點點動起來,才開始有了希望。

“我覺得,我的腿一定能恢復過來。”
她趕緊把醫生叫過來,讓他們趕快治療這條腿。
醫院里沒有運動醫學,只好轉院。
新的醫院里,治療方案是扎電針灸。
就是用電針灸刺激她腿部的神經。
效果不錯,半個月后,金星可以下床活動了。
金星怎么也不想整天坐輪椅,他選擇杵拐杖。
每天下午,一瘸一拐地在院子里繞圈,與朋友聊聊天,和父母說說話。
這還不算什么,她還要忍受其他的痛苦。
為了下體的傷口能盡快愈合,每天都得換紗布。
醫生對她說,“你每換一次紗布,就等于女人做一次人流。”
休息的時候,他就在想,“死亡的痛苦,也不過如此吧。”

日日夜夜里,她一心想著,不管多么痛苦,一定要挺過去。
果然,一年后,她回到了舞臺上。
恢復訓練時的痛苦,如墜地獄,經歷過,任何困難都不值一提。
現代舞《紅與黑》的排練找上了她。
當時,她心想,“我一定跳出個奇跡給你看。”
為了跳完整場,她找了一個按摩醫師在化妝間等著,每跳完一幕就趕緊幫她按摩腿,然后在上臺。
謝幕時,她整個人熱淚盈眶。
左腿是涼的,右腿是熱的,感覺相當奇特。
有人說,“金星怎么沒以前跳得高了?”
有人回答,“你不知道,她能重新站在臺上已經是個奇跡了。”

對于舞蹈,如今年過半百的她,依然心懷感激。
“只要跳過舞,往臺上一站,都有舞蹈的底子。很多人會贊嘆,‘一個女人在臺上怎么能這么美,這么優雅?那是因為她跳了半輩子的舞。’”
她隨時隨地都可以跳舞。
在練功房,窗簾一拉,轉身,跳躍,旋轉,那就是她自己的天地。
她把舞蹈當做排解痛苦的出口。
生活上只要感覺有些過不去了,她就把所有的痛苦,委屈,發泄到舞蹈創作中來。
一遍一遍地跳,將怨氣,憤恨當做毒素從體內排出。

人們對現代舞,一般都有以下幾種分歧,“藝術是圈子里的事,咱老百姓看不懂。”
“是你們不會欣賞我的作品,我只是做給懂它的人看的。”
在金星的眼里,舞蹈絕不是這樣的。
舞蹈必須是面對大眾的藝術。
“最美的藝術,一定是發生在和最平常的人碰撞的那一刻,忽視了別人反應的作品,不過是件半成品。”
正是因為有這個念頭在心中,她的創作敞亮多了。
1985年,她憑自己的努力,獲得了首屆“桃李杯”的第一名,獨創了男子足尖舞,還獲得了去法國演出的機會。
1987年,她被公派去美國紐約學習現代舞。
1992年,她攢夠了錢,決定定居歐洲。

那時候的中國,完全沒有現代舞的生存環境可言。
現代舞這一類別,在歐洲有了天長日久的積累,擁有成熟的市場和支持體系。
在歐洲,金星一直有活可干,關鍵就在于她接不接。
但多年漂泊后,她突然選擇了回國。
她說,藝術必須有根,沒有根的藝術走不了多遠。
回國后,她就傻眼了。
她曾遇到一個攝像的師傅。
“扛個攝像機就號稱自己是做記錄片的,搞先鋒藝術的,卻連自己的觀點都說不出一二。”
為了舞團的經營,首先就是解決錢的問題。
國內市場不穩定,她每年最多只能演上一二十次。
她沒有放棄,錢不夠了就出國演,每年演出四五十場。
有一次,她的舞團演出碰上了喊場次的事,有人問她,“回來這么難,為什么非得回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