杏花村釀美酒，就一定有消費美酒的人。比如黃帝、堯、舜，而且堯、舜的酒量都特別大。古籍《孔叢子·儒服》：“平原君(戰國趙武靈王之子)與子高(孔子后人孔穿)飲，強子高酒，曰：‘昔有遺諺：堯舜千鐘，孔子百觚，子路嗑嗑，尚飲十榼。古之圣賢，無不能飲也，吾子何辭焉?’”

這段話的大致意思是：孔子的六世孫孔穿與趙國公子平原君是好朋友。孔穿的學問很好，但是酒量有限。平原君請孔穿喝酒，不停地勸酒。孔穿說自己不能再喝了，平原君不僅強迫孔穿喝酒，還抬出孔穿最崇敬的古人和先人勸酒。平原君說，古代有這樣一句民諺：堯舜飲千鐘酒不醉，孔子能喝一百觚，連一喝酒話就多的子路都能一飲十榼。古代圣賢沒有不能喝酒的。你是圣人之后，每天讀圣賢書，怎么好意思說不喝呢!

堯舜千鐘，其實就是說堯舜酒量大到怎么喝也喝不醉的程度。那么，堯舜喝的酒是什么酒?與杏花村有關系嗎?

1、堯舜的都城都在山西

堯舜是古代中國歷史中，黃河流域出現的兩位德才兼備的部落聯盟首領。堯又稱陶唐氏，發祥地在今山西汾河流域的運城和臨汾。舜又稱有虞氏，他在接替堯擔任部落聯合體首領之前接受堯的考察時，曾在歷山(山西中條山別稱)耕田，在雷澤(今山西芮城北)捕魚，在河邊的陶城(今山西永濟蒲州鎮北)制陶，后來堯把他封在虞地(今山西平陸西南)，擔任部落聯合體首領后，又定都蒲坂(今山西永濟)，說明舜的活動中心也在現在山西的西南部。

2、山西臨汾陶寺遺址確定為堯的都城

陶寺遺址是中國黃河中游地區以龍山文化陶寺類型為主的遺址，距今3900—4300年。位于山西省臨汾市襄汾縣陶寺村南，東西約2000米，南北約1500米，面積280萬平方米。是中原地區規模最大的龍山文化遺址。陶寺遺址在中華文明形成和發展中的地位和貢獻：

(1)最早的測日影天文觀測系統;

(2)發現了到遺址發掘為止最早的文字，比甲骨文早500多年;

(3)發現了中國最古老的樂器;

(4)發現了中原地區最早的龍圖騰;

(5)發現了到遺址發掘為止世界上最早的建筑材料——板瓦;

(6)發現了黃河中游史前最大的墓葬;

(7)發現了中原地區最大史前城址和宮城。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所長王巍指出，“堯都平陽”正在為不斷獲得的考古資料所證實，陶寺就是堯的都城;沒有哪一個遺址能像陶寺遺址這樣全面擁有文明起源與形成的標志;“堯都平陽”正在走出傳說時代成為信史。陶寺遺址已經進入文明階段，是實證中華文明5000年歷程的重要支點。

知名考古學家、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李伯謙認為，臨汾陶寺遺址的社會組織已經超越古國階段而進入王國階段，是典型的崇尚“軍權—王權”模式的代表，是中原地區第一個出現的王國。陶寺就是堯都，就是文獻記載的堯的中心所在、都城所在。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何駑從陶寺遺址出土文字自證、《尚書·堯典》系統對比等四個方面論述得出結論：陶寺是最初的“中國”;陶寺是“堯都平陽”;“堯舜禹傳說時代”不是傳說，是真實存在的信史;中國最早的國家社會不是夏朝，而是“帝堯邦國”，甚至更早。

3、陶寺文化的一部分屬于杏花文化

《山西襄汾縣陶寺遺址Ⅱ區居住址1999—2000年發掘簡報》把山西縣陶寺遺址Ⅱ區遺存分為早、中、晚三期。簡報稱:“中期陶器有雙鋬鬲、斝、釜灶、扁壺、單耳罐、高領罐、圈足罐、豆等。晚期有肥足鬲、雙鋬鬲、單把鬲、斝 、扁壺、大口罐、折肩罐、圈足罐、豆、杯、盉、鬹等”。

其中的扁壺、杯、盉都是飲酒器具。在陶寺遺址的其他區域，還發掘有壺、瓶、觚、溫酒器等。而其中的鬲，卻是杏花文化傳播的結果。

張忠培先生認為：“側裝雙鋬鬲主要分布于晉中及晉南地區,也多見于晉西南及與之相鄰的豫陜的部分地區。杏花文化是側裝雙鋬手陶鬲的大本營”。

(肥足鬲)“不見于杏花文化,主要分布于臨汾盆地。臨汾盆地的襄汾陶寺遺址、襄汾中梁村和洪洞侯村諸遺址,均發現過這類陶鬲。經過大規模發掘而做過系統工作的則是其中的陶寺遺址。這里在指出它和杏花文化有些區別的同時,暫將其歸入杏花文化”。

“發現于(山西襄汾縣陶寺遺址Ⅱ區居住址)的肥足側裝雙鋬手陶鬲，可以說明杏花文化側裝雙鋬手陶鬲及其文化的后裔，在汾河下游還延續到了夏紀年，并有所發展”。

4、堯舜千鐘，喝的是杏花村酒

堯都文化的一部分屬于杏花文化，有這么三種可能性：第一，杏花村部落是堯國的重要組成部分，以制作陶器和釀酒著名，在堯都開設了許多陶器作坊和釀酒作坊，是那個時代的國陶與國酒;第二，杏花村部落是相對獨立的一方諸侯，在堯都有著較大的影響力，道理與第一種可能性相同;第三，杏花村部落聯盟完全獨立于堯舜部落聯盟之外，但雙方有著密切的經貿關系。

用更通俗的比喻，當時的杏花村部落與堯都的關系，或許像明清時期杏花村酒與北京市場的關系，北京的會館大部分是晉商會館，北京人消費的酒大部分是山西汾酒;也或許像新中國成立之時，汾酒成為第一國宴用酒。因為杏花村酒當時是唯一的國酒，沒有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