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星月交替、時光飛逝,新的一年總會帶來新的希望與新的驚喜。2016年第一周,《法制日報》聲音版開啟了一個新欄目——“法治咖啡屋”。這個欄目由我國著名行政法專家、國家行政學院法學部主任胡建淼教授主持,每周三與讀者見面。在這里我們將和胡建淼教授一起聊法律、辨是非、品生活、析事理。

□ 胡建淼

某市為加大力度整治“中國式過馬路”行為,嚴查行人亂闖紅燈,規定“違者須穿綠馬甲、戴綠帽子協助交警執法……”有人認為,在中國,妻子出軌了,丈夫會被形容為“戴了綠帽”。所以,讓違法者“戴綠帽”,可能男人是最接受不了的……

我以為,這里的問題恰恰不是帽子的顏色問題,而是合法性的問題。如果只是帽子的顏色問題,那么,是否讓違者改戴紅帽子、藍帽子、白帽子、黑帽子,或者是“文化大革命”時代的“高帽子”……就合法了?

行人過馬路闖紅燈,屬于違反道路交通安全行為,可以也必須依法處罰。《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2011)第89條規定:“行人、乘車人、非機動車駕駛人違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規關于道路通行規定的,處警告或者五元以上五十元以下罰款……”這是說,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規定,對于闖紅燈的行為,可以處警告或者5元至50元的罰款。

另外,作為行政處罰的基本法律,《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1996)確立了“處罰法定”原則,規定“沒有法定依據或者不遵守法定程序的,行政處罰無效”。它設定了六種處罰形式:(一)警告；(二)罰款；(三)沒收；(四)責令停產停業；(五)暫扣或者吊銷證照；(六)行政拘留。這六種以外的處罰形式,就必須由法律和行政法規來設定。這就是說,執法部門對行政處罰的種類和形式,是不得自搞“創造發明”的。在六種法定的處罰形式之外,若要規定新的處罰方法,必須有法律和行政法規的依據,否則便沒有法律效力。

現在,規定“違者須穿綠馬甲、戴綠帽子協助交警執法”,先不說這一行為的性質是什么,至少是沒有法律依據的。這種執法方式,直接違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第89條規定。

再則,“穿綠馬甲、戴綠帽子”協助交警執法,這既不屬于公民協助行為(如扭送逃犯),也不屬于對公民的教育行為(如當面批評教育),而是一種實質上的處罰行為。

處罰的特征是,強制違法者承擔一種不利后果作為制裁。它第一是以當事人違法為前提,第二具有一定的制裁性(這里表現為“當眾曝光,受到精神壓力”)。制裁性不具有對價性和修復性。“穿綠馬甲、戴綠帽子”作為一種處罰,它已超出了行政處罰法所設定的六種處罰形式,這就需要有法律和行政法規的依據了。可我至今查不到這方面的法律和行政法規依據。

本事例對我們的啟示是:執法者對違法行為的處罰,必須樹立“處罰法定”理念；對違法行為必須依法處罰,不得搞法定以外的“創造發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