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拉基米爾·弗拉基米爾維奇·納博科夫（圖片來源：資料圖）

【俄羅斯龍報網】弗拉基米爾·弗拉基米爾維奇·納博科夫（1899 年-1977 年）是一名俄裔美籍作家，提起他的名字，人們往往會想到《洛麗塔》，但納博科夫還著有大量其他小說，也有譯作、詩集和劇作等。他的咬文嚼字和對細節的鐘愛，使他在文壇中卓越出眾。雖然遠離祖國，但俄羅斯文學傳統和精神對他的創作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他總在追求藝術創新，捍衛藝術的純潔性，他曾說，“世上只有一種藝術流派，就是天才派。”

傳奇一生：學會俄語前就能閱讀和拼寫英語

二十世紀最后一年（1999 年） 的7 月20 日，美國《紐約時報》公布了一份百年最優秀的英語小說“光榮榜”，名列第一的是喬伊斯的《尤利西斯》，名列第四的是納博科夫的《洛麗塔》。一位俄羅斯作家，寫出了西方公認的第一流英語小說。

綜合北京《中國文化報》、北京文藝網報道，1899 年4 月22 日生于俄國圣彼德堡一個富裕而顯赫的貴族家庭，父親是一名自由派律師、政治家和記者，共育有五個子女。納博科夫的堂兄弟還包括了作曲家尼古拉·納博科夫。

納博科夫是家中的長子，他的童年在圣彼得堡度過。納博科夫的家庭里使用三種語言：俄羅斯語、英語、法語，所以納博科夫在孩提時就能講三種語言。但是讓他愛國的父親懊惱的是， 納博科夫在學會俄語之前，就能閱讀和拼寫英語了。

1917 年俄國二月革命爆發，納博科夫一家乘船離開俄國，前往克里米亞。他的父親成為了克里米亞的司法部長。在朋友家中暫住了18 個月后，克里米亞的白軍起義失敗。于是納博科夫一家離開克里米亞前往歐洲西部開始背井離鄉的生活。

納博科夫畢業于劍橋大學， 四五十年代曾任教于美國康奈爾大學，1977 年在瑞士逝世。逝世前的十幾年一直在歐洲生活。他用英語寫了《塞巴斯蒂安·奈特正傳》、《左斜線》、《微暗的火》、《阿達，或熱情：一部家族史》、《普寧》、《透明事物》、《瞧那些小丑》等八部長篇小說，還有七部短篇小說集和許多詩文集，奇跡般地馳騁於西方文壇， 而影響最大并讓英語文學世界刮目相看的作品是《洛麗塔》。

納博科夫的思想極為活潑，作品的故事都非常奇特，是一個刻意打破傳統思路的天才作家。

他的文學主張相應的也很奇特， 他認為愈是偉大的作品，愈是需要有高超的欺騙，這有點聳人聽聞。他最后的作品《瞧這個小丑》，其敘述者“我”回顧了自己一生的寫作，非常滿意自己實現了極端聰明的曾祖母的勸告：把周圍的一切，包括語言， 都看作小丑，二者相加并成三維小丑，這小丑玩的是虛構世界的游戲。納博科夫蔑視世界，也撕下自己身上的一切面具，說是“欺騙”，卻極為真實。

除了文學方面的成就，納博科夫還在昆蟲學、象棋等領域有所貢獻。

祖國印記：觸摸地上的造物感到幸福

作為一個俄裔作家，俄國文化精神尤其是白銀時代俄國文化精神在弗納博科夫身上打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對于理解納博科夫及其作品來說， 白銀時代俄國文化精神是一把必不可少的鑰匙。作為一個作家，納博科夫個人特有的感知方式是在“白銀時代” 這一轟轟烈烈的“文藝復興”時期形成的，而這種素質和心理范式始終貫穿于他的全部創作中，成為構成其創作獨特性的根本因素。

武漢《外國文學研究》期刊介紹， 納博科夫作為一個青年詩人在俄國文壇嶄露頭角時，“白銀時代”已接近尾聲。此后，持續整個20 年代的文化（文學）大論爭（現實主義和現代主義、無產階級文化與非無產階級文化等）轟轟烈烈進行時，納博科夫卻是在英國和德國度過的。自1919 年出國后，納博科夫和俄國已經不再有任何外在的聯系。但俄國文化精神已經在他身上打下了深刻的烙印，這烙印如胎記一般是個人意愿所不能去掉的。正如納博科夫所說：俄國浪漫主義詩歌……“曾是我童年的祭壇和激動”，“我現在自認為是曾當過俄國作家的美國作家”（納博科夫，《說吧，記憶》）。

納博科夫在國外從事的俄語創作，對于理解他來說是十分重要的。作家自己就說過，如果不研究他的俄語著作，那么，要理解其英文著作（《洛麗塔》等）甚至可以說是不可能的。誠如作家本人在早年的一首詩作“俄羅斯”中所說的那樣：“你曾是并仍將是……一個由榮耀和云煙組成的神秘國度。而當星空在我頭頂閃爍，我能聽見你不息的訴說！俄羅斯，你就在我心中！你是目的和山腳，你在血液的奔涌中，在理想的飛升中！在這個多歧的世紀我竟會迷路嗎？不，只有你依舊在為我照明”。他還說：“作為一個盲人，我擦抹雙手，通過你-- 我的祖國--觸摸整個地上的造物。而這也就是為什么我這么幸福”。

納博科夫在其創作的早期以俄國傳統現實主義作家特別是蒲寧為楷模，這是作家的學徒期。此期他寫了大量短篇小說，后結集為《喬爾巴歸來》等小說集。其短篇小說中“委屈” 一篇是題獻給蒲寧的。這篇短篇小說和布寧以俄羅斯鄉村為背景講述少年精神體驗的一系列短篇小說具有互文關系，如《初戀》、《杜鵑》、《別墅》、《遙遠》以及《阿爾謝尼耶夫的一生》中的某些細節。

除整體美學詩學觀上的影響外， 對納博科夫影響較大的，還有青年象征派另一位主將亞·勃洛克。勃洛克是納博科夫景仰的年輕一代象征派中的代表作家之一。納博科夫曾經稱勃洛克為自己的“導師”。他還說： 勃洛克“是本世紀（指20 世紀）最初20 年中最偉大的俄國詩人”。他稱自己年輕時是個“勃洛克時代”的詩人。納博科夫對勃洛克的景仰即使從其為自己選用的筆名--西林（“Сирин”，意為“天堂鳥”）也可以看出。

納博科夫認為：“詩代表通過理性文字構想的非理性的神秘”。所謂“神秘”，在許多具體語境下，實際上指的就是形而上的意蘊，即“仿佛若有所知的寂靜”。而這類意蘊， 無論作為作家的納博科夫如何試圖否認，它那“……彼岸的新鮮氣息滲入了我們的生命”。正如其筆下人物所說：“……可我的幸福，親愛的朋友， 我的幸福卻留了下來--它在路燈潮濕的反光中，在伸向運河黑水里的石頭臺階小心翼翼的轉彎中，在正在跳舞的一對人的微笑中，在上帝為人的孤獨而慷慨環護著的一切之中”。

但是，無可否認的是，對“失去的天堂”的回憶，構成納博科夫作品中一大重要主題。和他筆下那些俄國僑民的身世浮沉感相應，納博科夫筆下充滿了命運的扣門聲，到處可以意會到那只見無可見，卻又無處不在的“命運的手”。《私生的標志》仿佛在和萊蒙托夫《宿命論者》的主題遙相呼應：世事繁復如轉輪，所謂命者， 無非偶然罷了。

晚年依托：在美國教授俄文學

納博科夫是一個流亡者， 自1919 年4 月離開克里米亞后，他再沒能重返俄羅斯。納博科夫從故國帶走并終生與之相伴的是俄語、記憶和文學傳統，這是他的精神依托和靈感源泉。對納博科夫來說，俄羅斯文學傳統具有更多的個人意義，是他的鼻息。

北京《新京報》報道，1940 年去美國之前，納博科夫就產生過教授俄國文學的念頭。去了美國后，他曾花許多時間為想象中的某個東方學院及斯坦福大學的暑期班備課，他說他也許準備了一百次課，每小時大概二十頁，總共約兩千頁。在威爾斯利學院，他以“俄國小說技巧”、“高爾基與契訶夫的短篇小說”、“無產階級小說”、“蘇聯戲劇”、“蘇聯短篇小說”等名稱用過這些講義。

納博科夫對托爾斯泰的鐘愛可謂溢于言表。在納博科夫看來，托爾斯泰追求的是真理，這種真理既有俄羅斯的古怪特征，也有托爾斯泰的鮮明個性。它不是日常的俄國《真理報》， 而是不朽的“istina”（真理）。“大多數俄國作家對真理的確切之意與本質屬性都表現出極大的興趣。對普希金來說，真理讓他想起高貴陽光之下的大理石；對陀思妥耶夫斯基這個二流藝術家來說，真理是血與淚，是歇斯底里的時事政治與汗流浹背；而契訶夫雖然看上去全神貫注于周遭的一片混沌，其實他始終帶著懷疑的目光凝視著真理。托爾斯泰徑直迎著真理而去，低著頭緊握拳頭，他找到了那塊曾經豎立過十字架的地方，--抑或就是他自己的模樣。”托爾斯泰在自己的身上和內心深處找到了真理， 他的存在與他的藝術都圍繞這樣的真理展開。

然而，他卻對陀思妥耶夫斯基頗有微辭。在《俄羅斯文學講稿》中， 他說：“陀思妥耶夫斯基算不上一位偉大的作家，而且可謂相當平庸-- 他的作品雖不時閃現精彩的幽默，但更多的是一大片一大片陳詞濫調的荒原。”納博科夫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不滿有許多方面：陀思妥耶夫斯基從未真正擺脫歐洲神秘小說和感傷主義小說的影響；他的作品缺乏自然的背景，也就是說造作；他的人物患有癲癇、老年癡呆、歇斯底里癥、精神變態等各種精神疾病；他尤其不能忍受《罪與罰》描寫拉斯柯爾尼科夫和索尼雅一起閱讀《圣經》的情景，認為殺人犯、妓女、不朽之書的三角關系“只是哥特式小說和感傷小說之間的傳統關聯。這只是一場假冒的文學騙局，而不是關于悲憫和虔誠的經典著作”；《白癡》的人物個性只有定義沒有證明，一些情節安排仿佛大棒揮舞；《群魔》就是詞語的奔流沖撞； 《卡拉馬佐夫兄弟》本可以根據斯麥爾佳科夫行兇時所用的煙灰缸來證明德米特里的清白，等等。總之，他的世界“太一蹴而就，因此缺少和諧感和精煉感，而即便最不合常理的杰作也必須遵循這兩點”。

（編輯：張珂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