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軼
1930年代的歐洲,共產主義的理論及其與實踐的統一性吸引了奧登一代的眾多學者與作家,而那些未被共產主義吸引的學者們,在對抗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極端意識形態的論辯中也逐漸地走向了政治化傾向,即意識形態的對抗。知識分子的學術研究充滿了意識形態的指向,雖然依賴于一種不同的哲學思辨,但卻最終不過是指向另一種政治論述。
那個時代的智識氣質遍布了意識形態的籠罩,英國哲學家科林伍德后來在自傳中反思道,1930年代的系列事件尤其是綏靖政策的橫行,破壞了他作為一個超然的專業化思想者的應有姿態,影響了他作為一位思想家應該保持的審慎。
正是在這個時候,邁克爾·歐克肖特既保持著嚴格的道德完整性,也對那個時代的意識形態保持著疏離的態度。他致力于研究政治哲學的本質問題,而非像其他人那般急于對意識形態進行態度鮮明的發問表態或支持反對。
即使在1939年出版的《當代歐洲的社會與政治學說》一書中,他也抱持一種中立的態度來對待代議民主、共產主義、法西斯主義、國族社會主義和天主教教義,主張自己的著作為那個時代真正對思想感興趣的人而寫。
這種哲學思想的純粹與超然態度,使得佩里·安德森在《思想的譜系——西方思潮左與右》一書前兩章對歐克肖特極盡了惡毒的嘲諷,特意將歐克肖特對洛克式自由主義的批評進行斷章取義,作為歐克肖特反自由主義的確鑿證據,將之斥為犬儒哲學家,對他人給予歐克肖特的贊揚則譏諷為“哪怕是巫師也能變成紳士”,而歐克肖特的本意是更新與發展在當時遭遇困境的自由主義。
佩里·安德森還對保守主義內部的爭論發表了戲謔式的幸災樂禍。那就是歐克肖特在書評里批評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意識形態過重:“一個抵制所有計劃的計劃可能比它的對手要好,但是他們同屬一種政治風格。而只有在一個已經被理性主義嚴重侵染的社會中,這樣一種轉化——抵制理性主義暴政的傳統資源轉化為一種自覺的意識形態——才會被當作是這些資源的一種強化�！痹跉W克肖特看來,哈耶克雖然批評理性主義,但他自身也陷入了理性主義的桎梏。盡管歐克肖特對哈耶克的批評導致哈耶克出走英倫前往美國,但他與哈耶克都屬于自由主義的堅定守護者。歐克肖特認為政治意識形態的狂熱與對立容易導致特定的錯覺,這種錯覺以為“一種被選定的意識形態的知識可以取代對一個政治行為傳統的理解”。然而,意識形態是一種虛假的智識主義。
這正如阿爾貝·加繆所說的那樣:“我們不幸生活在一個充滿意識形態的時代,而意識形態都非常自信,對自己愚蠢的理論非常執著,對狹隘的真理契而不舍,他們理解的世界救贖就是世界由他們來主宰�！彼�,更愿意冷靜分析問題本質的歐克肖特,一直以來就拒絕做意識形態宣傳家,由此被西方學界稱為“20世紀西方最具原創性的政治思想家”。
在歐洲知識分子普遍吸食“鴉片”的戰后年代,歐克肖特針對知識分子構建的進步主義意識形態,進而批評了啟蒙思想家自以為是的進步史觀。也正因他自1947年以來在新創刊的《劍橋學刊》上發表了一系列反理性主義的論文,使他從劍橋學人轉變成為英國公共知識分子。
歐克肖特認為,啟蒙思想家的特征是一種對毫無差別而忽視歷史復雜的知識信念和“普遍的盲從輕信”:“啟蒙哲學家的天賦是一種偏向理性化的天賦,偏向要讓人生和生活事務變得有理性,而不是看清其理由,偏向不計代價地灌輸精確的秩序,而不是去領會看似混亂局面中微妙秩序的存在�！睔W克肖特對啟蒙思想和主義式思維一直保持著智識上的疏離,以致于他還批評了BBC自詡為公共品味的改進者和國家進程的輿論導師。
歐克肖特曾對政治意識形態下過定義:“一種政治意識形態意味著一個抽象原則,或一套抽象原則,它獨立地被人預先策劃。它預先給參加一個社會安排的活動提供一個明確表述的、有待追求的目的,在這么做時,它也提供了區分應該鼓勵的欲望和應該壓抑或改變其方向的欲望的手段�！弊詥⒚蛇\動以降,理性主義在接下來的時代大獲全勝,而理性主義的勝利實際上是科學主義的勝利,其標志性思維就是在各個領域尋求事物發展的確定性,以此作為現實生活的指導方針。
1939 年,歐克肖特出版《當代歐洲的社會教義和政治教義》一書,有力地駁斥了現代政治的意識形態風格化。在他看來,自啟蒙運動以來,社會思潮就不斷地削弱了對實踐判斷的尊重,而采取一種技術理性的思維方式來看待現實問題。技術理性信奉自然科學和數學科學所產生的分析推理技術及其方法論,從而蔓延到人文思想方面,它的誘惑性就在于能夠克服歷史存在的偶然性質,從而發現一條歷史發展的主流敘事,一旦知識分子與權力結合起來,就可以在使用權力指導民眾前進的道路上尋找到合理性。
正因歐克肖特對哲學實質的重視,他一直對籠罩意識形態風格的歷史寫作頗有微詞。他認為意識形態僅僅是一個具體政治傳統的縮略版本和歷史變遷的簡單認知,絕不應該被當作政治活動的正當基礎。這也是他在《歷史是什么》一書中批評麥考萊等輝格黨史學家的原因,因為他們開創了將歷史解釋為從野蠻無知到民主科學的唯一進步歷程。在歐克肖特看來,這是一種預設的論調,使歷史研究成為有意識的公式化技術;在預設政治構想和政治目標的時候,就必然會漠視傳統文化的社會背景,然后按部就班地通過技術理性的指導來建設看似政治正確的意識形態大道,也正是因理性主義盛行導致學術研究占據主流位置,而使得很多學人以為照搬他人政治制度或向他國輸出政治制度具有天然的合理性。而這種合理性,在歐克肖特看來,不過是意識形態式的借口而已。把一種實踐經驗當做所有實踐的理想形式,或者以為所有社會都可以采取某種理想模式,都是對社會經驗的豐富性進行了很大程度的扭曲。但是,由于我們對理性的崇拜和對自身進步的要求,以及對事務發展追求完美的思維總是很難消除,這就導致了技術理性思維很難在問題辯論之時被駁倒,傾向于譴責或選擇而不是具體分析復雜的社會結構變遷。
歐克肖特既批判理性主義,也批判經驗主義。在他看來,政治是一種追求暗示的藝術。這種暗示的藝術,既不是通過理性主義推演出來的確定性結果,也不是經驗主義對歷史的簡單化概括歸納,而是需要對歷史經驗的體驗感悟加以闡發,它不是理性主義的純粹知識活動,也不是經驗主義的主流敘事,而是我們作為人在社會中的生存實踐過程。因為現實社會蘊含著傳統和經驗,所以在政治實踐中必須樹立歷史意識,探索適合本民族社會生活所能夠真正融合與實踐的政治模式,而不是輕易而簡化地推翻與挪建。
其實,我們對輝格黨式歷史闡釋并不陌生,很多公共知識分子一直以來采取的就是這種進步史觀的意識形態啟蒙觀念,即使在互聯網的祛魅之后,依舊保持的是諸如“歷史前進的正確方向”、“歷史潮流”、“歷史必將選擇”這類的史觀,也正是這種社會進步史觀讓他們自以為掌握了“歷史發展規律”或“歷史前進方向”,逐漸地讓他們在寫作與發言中不知不覺就彌漫了濃郁的意識形態陰霾。這跟中國本身歷史有關,晚近中國的傳統文化無法對抗西方文明之時,救亡圖存的信念理想使知識分子在西化進程中陷入了長久的主義思維,久而久之,政治哲學與政治意見劃上了等號,政治思想被主義式意識形態所覆蓋,導致了學人對自由主義學理毫無興趣,卻堅信空洞的意識形態式自由主義,造就了今天有意識形態而無政治知識的局面,自以為掌握了政治、歷史、哲學以及社會的發展規律。
雖然我們天天反對這個主義鼓吹那個主義,最終不過是以一種意識形態對抗另一種意識形態,意識形態的迷障成為我們思考的誤區,以對歷史經驗的化約態度將相互纏繞和曲折變化的歷史進程簡化為某種特定原則諸如順昌逆亡等,尤其在政治中極其容易滑向主義式或概念化的粗暴思維。這種對歷史進程進行概念簡化的研究方式實際上是對知識和心靈的桎梏。
由于長期的意識形態毒化與主義式思維的盛行,提倡祛除意識形態來對問題本質進行研究的歐克肖特,注定無法像同時代的哈耶克那般得到學人的垂青。然而,也正因為這種主義式思維,我們恰恰應該讀讀歐克肖特。當我們談論政治時,歐克肖特曾如此告誡:“在政治活動中,人們是在無邊無際、深不可測的海洋上航行。既無避風港,也找不到可供拋錨的海床;既無起點,也無規定的目的地,唯一的事情就是永遠在海上漂浮。這片海洋既是敵人,又是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