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義上來講 ，全球化進程自1492年哥倫布“發現”美洲新大陸就已經開始。西班牙等國通過大航海將全球化帶入1.0版；日不落帝國-英國的崛起使全球化升級為2.0英鎊時代；憑借二戰后的巔峰地位，美國開始引領全球化3.0版新潮流，并在冷戰終結蘇聯解體后，將全球化3.0版推廣至全球幾乎各個角落。
以上全球化三個版本，均是由西方大國主導和大力推動，很大程度上可以說全球化約等于西方化。全球化最主要的動力來自于資本的逐利性，因此經濟全球化是全球化最主要的特點和內容，西方借此將非西方世界納入由其主導的全球市場、價值鏈和價值觀體系。歐美版經濟全球化也因此攻城略地，高奏凱歌突飛猛進，似乎所有國家、群體和階層都能夠從中受益。
但隨著2008年金融危機的爆發，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主導的全球化進程開始遭遇自我狙擊，在價值觀上失去感召力，國內政治議程上喪失一致性，經濟全球化帶來的國民福利的普惠性也日趨減少，最終出現目前經濟全球化的逆行態勢，英國脫離歐盟便是其中的一個突出例證。因此，歐美國家內部正在對其自身主導的全球化進程進行狙擊，成為自己反對自己的黑色幽默。
一、何謂歐美版的經濟全球化
經濟全球化是全世界不同地區、國家在經濟與
推動下通過全球性的生產結構和世界性金融市場的作用更緊密地聯成一體的過程，特別是在二戰結束以來，歐美國家在全球貿易、生產、金融、投資乃至知識結構等層次上不斷整合，形成今天的一體化全球市場。
第一，資本的逐利性是經濟全球化的最根本動力。以跨國公司為例，其為獲取最為豐厚的利潤，將生產過程分布在不同國家和地區，以最大限度減少原材料、勞動力投入的成本，從而形成生產、投資、銷售乃至金融的全球化；而國內經濟發展與民眾福利則通常不是跨國資本考慮的優先選項。
第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從經濟全球化中獲利最大。在這一全球統一市場領域，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集團長期占據主導地位，設置全球經濟治理的議程、目標并通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國際機構對地區和國家層面的金融危機做出應對；中國、印度、巴西等廣大發展中國家則居于全球市場的外圍領域，通過產業轉移進程而不斷融入全球市場，同時調適自身以適應歐美主導的國際經濟規則與慣例。為此，全球價值鏈中的絕大部分利潤為歐美發達國家所收獲，而中國等發展中國家則只能獲取微薄的利潤，同時承擔著環境污染、能耗高企等負面外部效應，進而造成全球經濟在投資、金融和貿易等領域存在著嚴重失衡局面，經濟發展也缺乏相應的包容性。這一態勢直到近年來中國等新興市場國家相對實力的崛起才有所改觀。
二、現階段經濟全球化遭遇自我狙擊
現階段的歐美版全球化源自于資本力量的推動，并在經濟周期的高潮階段為各國、各地區的民眾所支持。但隨著08年金融危機的爆發，本輪全球化的經濟增長動能釋放殆盡，經濟全球化開始遭遇自我狙擊，在政治議程、價值觀、國民福利乃至國家安全等方面均遭到全方位的否定，相當多的人士開始另辟蹊徑尋求全球化時代的小國寡民。
第一，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出現倒退。區域經濟一體化是通過國家間的共同合作來抵御全球化可能帶來的挑戰，也是走向更為深入的經濟全球化的步驟之一。但隨著全球化負面效應的不斷增大，嚴重到使區域化已無力抵御全球化的影響，部分國家開始考慮收回曾經讓渡出的部分主權，通過自我救助的方式來應對全球化的負面影響。歐盟面對債務危機和難民危機的一籌莫展，使極度情緒化的英國民眾選擇脫歐這一路徑，并極有可能向其他國家擴散。
第二，地方分離主義再度興起。英國公投脫歐成功，在很大程度上鼓勵了全球地方分離主義，加拿大魁北克、蘇格蘭、北愛爾蘭、西班牙加泰羅尼亞等地的獨立運動也蠢蠢欲動起來。原本經濟全球化的高歌猛進使區域經濟一體化機制（或談判）如雨后春筍般興起，人們相信，通過經濟上的相互依存，將使分離主義失去動力和民眾支持，類似歐盟一樣的超國家組織將能夠與民族國家分享民眾政治認同乃至在未來取代民族國家。但治理失靈的歐盟使民眾意識到，高高在上的歐盟官僚和政治精英并未真正關注民眾切身利益訴求，相反，地方權威和機制卻可以在地方層面提供因地制宜的解決方案，滿足當地民眾訴求，從而形成認同下移的邏輯，再加上歷史文化等背景因素的驅動，一經政客煽動，地方分離主義自然再度興起。
三、美國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未做到權責統一
作為二戰后國際秩序特別是國際經濟治理規則的主導者和霸權國家，美國最能夠從現今的國際經濟規則中受益，單以國際貨幣體系中的美元霸權為例，就已經使美國獲得了“鑄幣利差”權，美國可以大量負債和大量印制美元而不用擔心產生對本國經濟導致通貨膨脹等消極后果。但作為經濟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美國并未對此承擔對應的責任，從而造成其自己一手締造的全球化3.0版陷入困境。
第一，一味享受霸權紅利而忽視其他國家的合理訴求�，F行全球經濟治理體系使美國受益頗多，并得以長期維系其霸權主導地位，但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不斷深入，中國等新興市場國家實力相對崛起，全球經濟治理迫切需要因應國際經濟新格局而做出相應的調整，以反映出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合理訴求。盡管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早在2010年12月就通過了一份份額改革方案，按照該方案，中國份額將從3.994%大幅上升至6.390%，躍身為僅次于美國和日本的第三大份額國，而且巴西、俄羅斯等也將進入十大股東之列，以增加新興市場在國際金融秩序中的代表性，但直到2015年12月對美國國會才通過立法批準這一方案。
第二，摒棄世貿框架轉而采取俱樂部主義傾向。針對中國等新興市場國家的興起，美國為進一步主導國際貿易規則的制定，開始放棄世貿組織框架下的平等協商式多邊談判，轉而通過構建“俱樂部”的方式來抬高準入門檻，TPP和TTIP應運而生，旨在使美國繼續利用自身既有科技等先發優勢來抵消中國等新興市場國家的比較優勢，從而形成世界貿易組織內部的“俱樂部”，非成員國則被排斥在外。
第三，謀求地緣政治優勢而惡化全球治理的政治環境。經濟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國際社會特別是主要大國本應精誠合作推進全球經濟治理，以實現強勁、穩定、可持續和包容式經濟增長。但美國出于維系本國軍事霸權的考慮，以人權為借口，在全球濫行新干涉主義，并大肆擠壓中國、俄羅斯的戰略空間。在中東地區，敘利亞危機久拖不決，伊斯蘭國趁勢興起，大規模難民出逃，造成歐洲地區的難民危機，使歐盟各國面臨嚴重的難民危機和恐怖襲擊威脅，形成歐盟治理危機；在烏克蘭，美國和歐盟國家的錯誤信號使該國陷入內戰，俄羅斯趁機合并克里米亞半島，隨后的美歐制裁使美俄關系降到近乎冷戰后的最低點；東亞地區的“亞太再平衡”戰略成功地在中國周邊制造了一些麻煩，阿基諾擔任總統的菲律賓和日本等國不斷在南海問題上挑釁中國，極大地惡化了地區環境，東盟內部幾近分裂，從而使“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RCEP）”的談判缺乏基本的國家間政治信任。上述地緣政治沖突和角力，使國際社會有限度的資源和精力被大量占用，導致本應用于全球治理的資源被地緣沖突所抵消，并大大惡化了全球治理的政治環境。
四、經濟全球化的逆行態勢暴露出西方國家的內部治理危機
反歐盟、反全球化的潮流表面上看是反對經濟全球化，但實際上民眾更為關注自身在本國的相對收入地位，經濟全球化在多國引起國內不平等的加劇，在不滿情緒的主導下，其被認為是在制造一個更加不平等的世界，因此，民眾對全球化的不滿實際上是對本國政府的不滿，暴露出的是歐美國家的內部治理危機和政府運作機制的失靈。
第一，歐美國家民主進程代表性的危機。在美國歷史上，恐怕沒有哪次的總統選舉像今年一樣詭譎和熱鬧非凡。特朗普和希拉里對決的背后，代表著美國草根階層與精英階層的分裂，特朗普能夠成為共和黨候選人，靠的是挑戰政治正確、走中產階層路線、利用經濟全球化產生的問題，而獲得民眾支持，反映出美國民眾對“建制派”候選人的厭煩，認為代表華爾街利益集團的所謂全球化精英人士已經不可能再使中下層民眾的境遇得到明顯改善。近年來，歐美國際民眾日益認識到，資本對選舉民主的操控力量十分巨大；同時，無論選哪個政客上臺執政，其都無心為普通民眾謀福祉，而是首先考慮對支持過自己競選的資本力量進行回報。正因為無論哪個政黨上臺執政，其都沒有真正代表下層民眾的利益，從而導致下層民眾失望和不滿情緒的高漲，并造成了諸如“占領華爾街”等激進政治運動的發生。可見，西式選舉民主已經出現了嚴重的代表性危機，其在本質上只是為大資本所有者服務的工具，經濟全球化的紅利大部分落入資本力量的口袋中，并沒有考慮中下階層群體的利益訴求。
第二，歐美國家精英治理的危機。歐美國家傳統上主張主權在民，政府應由人民選舉產生并對人民負責，具體治理過程中采取的是精英專家治國的模式。因此，具體的政府運作過程由人民選舉的政務官領導，專家組成的事務官具體負責日常運行。因為現代社會已經相當分化復雜化，政治行為應基于海量的信息并對信息進行正確的處理，再輔以豐富的政治實踐經驗，所以專家精英治理有其合理性，
但現代歐美國家政客為了贏得選舉，大力迎合民眾的訴求，對民粹主義盛行往往不加以阻止，甚至習慣性地將政治行為訴諸于簡單計數式的公投。動輒付諸于全民公投，其實也是一種對國家發展的缺乏政治擔當。因為普通民眾在投票時，往往基于自身的情感、價值觀和利益，再加上一些媒體信息的引導，而非以國家整體及長遠發展戰略為基點，所以一味的民粹會使國家發展戰略日益短視，而無法有效地進行中長遠規劃。為國家發展長遠考慮，政治領導人和政府治理應在考慮普通民眾基本訴求的同時對之進行適宜的“過濾”，而非一味取悅于民眾的要求。但現在的西式民主選舉需要和民眾對精英的普遍不信任，使精英治理模式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機。
第三，歐美國家治理進程中的自我糾偏能力日漸缺失。多黨制和兩黨制的存在，本意是防止一黨獨大和獨裁局面的出現，但當下的歐美政黨選舉，已經淪為兩黨惡斗的態勢。執政黨贊同的，在野黨就反對和設置障礙，由此導致政治進程時常陷入僵局。政黨間彼此間相互為了反對而反對，導致有效的公共政策難以出臺。2011和2013年美國政府停擺危機，正是兩黨惡斗的結果。對此，曾經認為歷史已經終結于西方民主政體的福山也不得不承認：美國的自由民主蛻變成了“否決政體”，“有太多的行為體可以否決掉為解決問題所作的決策”。
9月4-5日在杭州舉行的G20峰會之所以萬眾矚目，很大一個原因是歐美版的經濟全球化3.0已經進入瓶頸期，面臨著動力喪失和自我修正機制失靈的危機。美國即將舉行大選，無論是希拉里還是特朗普，都需要走出民粹主義的陷阱，在國內治理方面更多地顧及中產階層和低收入群體的利益訴求，在國際上與世界主要大國開展密切的政治合作，穩步推進落實杭州共識，為全球化4.0版本吹響啟航的號角，使經濟全球化成為真正惠及全球各國、各階層民眾的全球化，否則，英國退歐式的逆區域一體化、地方分離主義的興起都將在相當長的時段內困擾全球治理,進而使經濟全球化變得舉步維艱，各國都不能獨善其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