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蔣楚婷

　　提起丹·布朗，總會聯想到朱振武。他是他的翻譯者：《達·芬奇密碼》《騙局》《天使與魔鬼》《失落的秘符》《數字城堡》，小說的中文版幾乎部部暢銷；他是他的研究者，《解密丹·布朗》對丹·布朗作品庖丁解牛般的細致分析讓人驚嘆。而如今，他對他的研究步入了更高層面，成果也進入到了英語世界。由英國劍橋學人出版社出版的“Dan Brown Craze”（《丹·布朗現象詮釋》）近日面世，本報記者為此專訪了作者之一、丹·布朗研究專家、上海師范大學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學科帶頭人朱振武教授。

　文學翻譯是語言信息與美感因素的整體吸納與再造

　　讀書：從丹·布朗作品的主要譯者到丹·布朗的研究者，再到現在在英國出版這本英語著作The Dan Brown Craze(《丹·布朗現象詮釋》)，這十幾年來，您的名字似乎始終與丹·布朗聯系在一起。能否回憶一下當初您是如何與丹·布朗結緣的？在翻譯他的《達·芬奇密碼》之前，您對其人其作有了解嗎？

　　朱振武：丹·布朗的書我2002年在美國的時候就已經注意到了。他的電子書《數字城堡》曾在全美排行第一，而《達·芬奇密碼》原版一上市就出現在《紐約客》等多家媒體的圖書銷量排行榜上，接下來更是連續多周高居榜首。但這樣的書并不罕見，關鍵是要判斷它是否適合中國讀者，當然還有重要的一關，就是要把它譯好。這點我和出版方不謀而合。

　　日語翻譯家林少華曾說，翻譯家與作家是一場艷遇。可以說，我與丹·布朗相似的地方很多，年齡相仿、經歷相似、工作相同、興趣相投，我來翻譯他，應該是比較合適的。

　　讀書：丹·布朗風靡中國，您的生動傳神的翻譯功不可沒。我們知道，丹·布朗小說中的知識含量很高，涉及到宗教學、藝術史學、科學、符號學等等，作為其多部小說的主要譯者，您在翻譯的過程中是怎樣把握這些知識點的？需要做大量功課嗎？

　　朱振武：許多在國外走紅的作品譯介到中國后并不走紅，雖然原因很多，但一個重要因素就是翻譯問題。有的譯本并不能簡單地說翻譯錯了，而是不適合中國讀者閱讀。能在大陸暢銷，能讓漢語讀者喜愛，能讓他們一氣呵成地讀完，翻譯自然是一個重要因素。

　　讀過丹·布朗小說的人都知道，知識性是其主要特色之一。《達·芬奇密碼》的讀者就無不為作者廣博的知識所折服。他的其他小說亦不例外。因此，翻譯這樣的書，還要考慮和處理很多文學因素之外的東西。丹·布朗創作每部小說之前首先要進行大量的實地研究以及圖書資料和專業知識的儲備，特別是高新科技信息的“取證”工作。他曾就小說中有關各方面的知識請教過大批的專家學者和工作人員，術語之多、之專、之新、之難都是文學翻譯中比較少見的。這些都給翻譯工作帶來了很大困難。我曾戲謔地跟一家出版社的老總說，“一將功成萬骨枯，一書譯罷滿頭禿。”完成一部作品的翻譯很難，但讓譯作在目標語讀者中喜聞樂見則更難。在審美意象、思維和視角上與原作保持相似性，為讀者奉上既符合漢語人群閱讀習慣又忠實原作內容和風格的譯文，則是難上加難。其實上面說到的這些知識性的東西都可以通過查找專業的工具書或請教相關專家得到解決，而真正難點在于文學作品中的意象、修辭、典故、思想情感、語氣語調、字里行間的意思、文本背后的深意等很多方面，這些對譯者的要求最高。所以說，文學翻譯不是詞句的簡單對應，而是語言信息與美感因素的整體吸納與再造。

　　讀書：為此，您還寫了一部《解密丹·布朗》，對《失落的秘符》《達·芬奇密碼》《騙局》《天使與魔鬼》《數字城堡》等丹·布朗作品進行解讀，從“故事篇”、“人物篇”、“背景篇”、“場景篇”、“密碼篇”、“知識篇”、“機構篇”、“技巧篇”等幾方面來分析解密，這本書是否可以說是您研究丹·布朗的一個學術成果？

　　朱振武：寫一本解讀丹·布朗小說的敘事策略及謀篇元素，探尋其取得空前成功的書，是翻譯了《達·芬奇密碼》《數字城堡》和《天使與魔鬼》之后就有的想法。布朗的小說在世界文壇產生的影響和給我的閱讀震撼是巨大的，“信達雅”地迻譯他的作品，把他的作品忠實地傳遞給漢語讀者給我帶來的辛勞也是巨大的。但我累并快樂著，與布朗的小說帶給我的豐富的審美體驗和無限的閱讀快感比，這點累還真算不了什么。

　　這部解讀之作部分工作早在2006年夏秋之際就已經開始，此后一邊撰寫，一邊迎候布朗當時稱為《所羅門鑰匙》（The Solemn Key）的新作的面世，沒想到這部后來更名為《失落的秘符》（The Lost Symbol）的作品直到2009年9月15日才千呼萬喚地隆重上市。契機來了，解讀他的五部小說的愿望終于得以實現。

　　丹·布朗的小說篇幅長、信息量大、情節復雜、涉及學科多是盡人皆知的，《解密丹·布朗》這本書的設計就是針對這樣的特點。除第一章對布朗的生平和成功之路進行跟蹤外，其余五章各自針對一部作品，所列分類各篇是從布朗作品的總體特點考慮的。當然，這五部小說的各自特點也都有談及。有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哈姆萊特，這部小書還遠沒有把布朗小說的敘事特點、文化蘊涵和成功堂奧說盡說透，能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是我的最大企盼。

　　丹·布朗作品的娛樂性、普世性與入時性滿足了讀者

　　讀書：這樣一個學術成果以這樣一種通俗的方式表達，我覺得與丹·布朗的小說有異曲同工之妙，他的小說也是在通俗外表下蘊藏著豐富的內涵。您曾經說您不喜歡用“通俗”和“嚴肅”這兩個標簽來對文學進行分類，那么丹·布朗的小說應該貼什么標簽？

　　朱振武：美國人稱丹·布朗的系列小說為erudite fiction（博學小說，知識型小說），我在系列論文和著作中則稱之為“文化懸疑小說”。我沒有名之為“通俗小說”，是因為布朗的小說從不是以炫耀博學為目的，而是充滿了對人類過去的反思，對人類現狀的憂思和對未來的愿景。文學作品是很難二元對立或簡單劃分的。“嚴肅”和“通俗”這兩個概念也遠不能說清小說的類型和例別。實際上，它們之間從來就沒有一個鮮明的界限，更沒有不能逾越的溝壑。

　　丹·布朗勤勉好學，博學多通，早年曾在西班牙的塞維利亞大學專門學習過藝術史，因此積累了深厚的文化底蘊。他在美國這個既崇尚西方文明又關注本土現實的多元文化雜交的大熔爐里長大，對西方的經典文化了然于胸，對世俗社會又洞察入微，并走上了一條雅俗相融的創作道路，因而從多個層面滿足了讀者的閱讀需求。

　　讀書：The Dan Brown Craze的另一個作者、美國加州州立大學啟科分校的英語系主任張愛平教授說，丹·布朗的成名在美國也很有爭議，如果他上丹·布朗的課的話，是會被同事們譏笑的。對此，您怎么看？

　　朱振武：能夠走進課堂、進入教科書的，自然是經過沉淀和時間考驗的作品。因此，現在對丹·布朗的小說進行評判為時尚早。有些人對這類小說特別是類型小說和當下走紅的小說持有偏見是可以理解的，所以在課堂上研讀和講授這樣的小說遭到一些人的譏笑也是可能和正常的。但類似的作品進入課堂并不是什么新鮮事。實際上，小說本身就應該是通俗的，其形式和內容都應該是通俗的，盡管其寓意和內涵可能非常豐富。

　　其實，通俗和娛樂正是小說這一文學樣式的固有傳統。六朝小說家所說的記錄“傳聞”、追求“奇異”和“游心寓目”等很好地概括了小說的這一特征，后世小說都是沿著這條線往下走的，最多是加上“教化”或故意強調這一功能而已。西方現代小說的代表如笛福、理查遜、菲爾丁創作的小說主要就是情節曲折的寓言故事。同中國小說家們一樣，他們的寫作面向的也是“大眾”，目的就是講故事，所以，他們的作品在中國也就有較廣闊的市場。許多以心理描寫見長的作品、意識流小說和后現代文學在中國比較沒有市場，也從另一個方面證明了這一點。從丹·布朗的六部小說來看，他首先是個極其成功的“story-teller”，他創作的首要目的就是給讀者以愉悅和享受，然后讓人們掩卷沉思，從中又能悟出一些道理，這正是作者企圖達到的閱讀效果。他顯然深諳大眾的文化消費心理，不想勞神費心又想有所斬獲，既收獲快感，又收獲知識，同時也趕了時髦。我們發現，正是其作品的這種娛樂性、普世性與入時性滿足了讀者。

　　讀書：您認為丹·布朗的作品之所以在中國暢銷甚至長銷的原因正在于此嗎？

　　朱振武：如上所說，丹·布朗的作品之所以暢銷進而長銷，一個重要因素就是其娛樂性。我們知道，小說的娛樂功能正是這種文學樣式得以興起和光大的原因之一。

　　丹·布朗取得空前成功的另一個原因，是他的作品對傳統觀念的消解和對經典文化的解構，是他對人們生存焦慮的關懷和心中疑點的詮釋，是其雅俗相融的創作手法和雅俗共賞的審美旨歸對接受群體的閱讀期待的多重滿足。他的小說中的知識像是百科全書，但我們卻不厭其煩，因為作者不是呆板機械地灌輸知識，而是把這些知識化成一個個道具。他的每一部小說都像作者自編自導自演的一出戲，觀眾全神貫注、目不轉睛地注視著他那看似無意、實則精心設計的每一個動作，注視著他手上不斷翻新的每一個道具。而當演出結束，大幕落下，觀眾驚魂未定或還在托頤沉思之際，擔當編導兼表演者的小說家丹·布朗已心滿意足地頷首謝幕，留下一個神秘的微笑拂袖而去，把觀眾又拋回到喧囂、煩躁、孤寂、無奈、尷尬、頹唐、悵惘、彷徨的現實之中。從接受美學的角度來說，這是丹·布朗的作品打動全球無數讀者的重要原因。

　沒有比較，哪有鑒別

　　讀書：《解密丹·布朗》是對丹·布朗的作品本身進行研究，而您的最新著作The Dan Brown Craze則是對丹·布朗風靡中國這一現象進行研究，為什么會決定寫這樣一本書？而且是用英語寫作，并在英語世界出版？

　　朱振武：丹·布朗的小說在全球的文學文化等方面引起了巨大、持久的轟動，已經成為一種文化現象，對這種現象進行關注和探討顯然是必要的和適宜的。中國對丹·布朗進行研究已經有十二年時間，成果頗豐。可總體看來卻多是對其某部作品或多部作品整體特征的共時性研究，對丹·布朗創作手法的成熟、發展和演變，及其作品對美國文學創作傳統的承繼與創新，缺乏歷史性的關照和深層的思考，對其作品的暢銷的深層原因還缺乏深度思考和揭示，還明顯缺少廣闊的世界文學文化視野，更缺少對小說的未來走向及出路等問題的深層觀照。

　　中國的學術研究應該發出自己的聲音，而不是人云亦云，唯西人外人之馬首是瞻。不是要仰人鼻息，做人家的傳聲筒或注釋人，而是應該走進世界，特別是英語世界，與國外學界特別是英語學界直接對話。正如張愛平教授所言：“關于丹·布朗現象，我們很有信心會繼續延續下去。丹·布朗的研究也還有很大的空間。所以，我們希望更多的學者，尤其是同行和學生們能夠加入到這里。”我和愛平的工作也遠遠達不到這樣的要求，但我們會殫精竭慮，繼續努力，向著這個目標不斷靠近。

　　讀書：如果說《解密丹·布朗》還是比較通俗易懂的，那么The Dan Brown Craze則是非常學術化的。我們知道您的專長之一是比較文學，在這本著作中，您在詮釋丹·布朗現象時，與中國文學的觀念和范例作了大量比較，能否舉幾個例子進行說明？

　　朱振武：就像我在美國講學的時候，研究生問我：“意識流小說是起源于美國，還是起源于英國，是起源于伍爾夫，起源于福克納，起源于亨利·詹姆斯，還是起源于法國的杜夏丹？”我說：“都不是。意識流起源于中國。”他們笑了。但是我隨后給他們解釋了。我說在中國文學作品中，很早就有意識流這樣類型的作品，比方說清代中葉董說的《西游補》就已經打破了物理時空，從心理時空角度進行創作。意識流小說采用的技巧，無非就像是聞到一種氣味，碰到一個東西，聽到一種聲音，看見一個物件，然后聯想、回憶、獨白等等類似的手法，而這些手法在中國文學作品中都有。我講完了一些例子之后問他們：“你們說，這是不是意識流小說？”他們說：“是。”我說：“那么意識流起源于哪國？”他們大家一起說：“那是中國。”

　　我們用不著把西方人的東西都奉為圭臬，如獲至寶，動輒弗洛伊德、拉康，柏格森、詹姆斯，瑞恰茲、燕卜蓀，海德格爾、薩特……好像不提這些人就落伍了，就不懂文學評論了；或者動輒現代、后現代、互文、拼貼、惡搞、戲仿，好像這些都是人家西方人的東西，中國人不懂批評，也不會玩文字游戲一樣，實際上這些東西中國老祖宗在“四大名著”以及其他經典作品中玩得都非常好。沒有互文還叫小說嗎？沒有戲仿還叫文學嗎？所以我們不論是文學創作還是文學批評，都沒有必要都跟著西方走。

　　讀書：如何處理好異域文化與本土視角的關系一直是困擾學界的一個問題，The Dan Brown Craze在這方面作了哪些嘗試？

　　朱振武：沒有比較，哪能有鑒別？我們首先要有自己的立足點，要立足本土，要有中國文學文化的視角。如果沒有這樣一個視角，光是從英國（美國）文學到英國（美國）文學，我們就很難跳出西方人思維的窠臼。只懂一種語言，就是不懂語言；只懂一種文學，就是不懂文學；只懂一種文化，就是不懂文化。我們沒有參照，怎么對它進行鑒定呢？所以應該要有一個參照系。我們對外國文學進行研究，我們的參照系首先是中國文學；我們要想懂外國文化，我們的參照系首先是中國文化。如果沒有這樣一個視野，光是看外國人的資料，然后再跟外國人講外國人的這些東西，實際上意義就不大了，我們也沒有辦法在世界舞臺上立足。所以我在這里要強調的是，我們要有起碼的文化自覺、批評自覺。如果不自知，我們就沒有辦法他知。所以我們不能人云亦云，不能隨邦唱曲，更不能拾人牙慧。

　　在這本英文的著作中，西方的名篇名著、名人名論自然是我們要參照和討論的，但所不同的是，我們不是人云亦云，或者把西人的東西奉為圭臬和理據，而是把丹·布朗的小說與中國古典及現代的小說作一些比較，如用清代李汝珍的《鏡花緣》來和《達·芬奇密碼》作比較，因為他們都如魯迅所說是“以小說見才學者”。敘事手法則拿金圣嘆對《水滸傳》的點評作比，如“花開兩朵，各表一枝”和“草蛇灰線法”等等。寫作中，我們參考了西方經典，也參考中國傳統文化經典和文學名篇，更離不開對中國小說批評的借鑒。

　　讀書：讀者都很關心丹·布朗的近況，請問您最近跟他還有聯系嗎？他有什么新的寫作計劃嗎？

　　朱振武：丹·布朗為人較為低調，平時深居簡出，與媒體接觸較少，對一般訪客基本拒之千里。近期他在協助電影公司完成《失落的秘符》的拍攝工作。相信他會像前幾次一樣，臥薪嘗膽，多次增刪，“蟄伏”或“潛伏”一段時間，推出新的作品。每次他的新作推出，都能鬧得個五洲震蕩，四海翻騰。相信不久的將來，他又該橫空出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