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濤：畢業于北京大學，博士學位。現任南京大學歷史學院考古學專業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員，中國考古學會理事，江蘇省考古學會常務理事。

1 您出生于軍人家庭，為何沒穿上戎裝卻選擇了考古？

水濤：我的父母都是軍人，1949年隨著王震將軍的第一野戰軍奔赴新疆，他們在那里相識。新疆解放后，1954年部隊的全體官兵就地轉業，成為了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指戰員。我1960年出生于新疆兵團農八師的所在地石河子市。1964年國家開始組建蘭州軍區生產建設兵團農十一師時，要從新疆兵團抽調一批干部，于是我家從新疆搬至了駐地甘肅酒泉縣，我在那里度過了我的童年時光。1976年，我從酒泉縣第一中學高中畢業，作為兵團子弟，很自然的加入了兵團戰士的行列，以一名林場工人的身份，在那里工作了兩年。

因為從小受到的教育，我總有抱負在心中，雖摸不清前路方向，但也想干出一番事業。1977年恢復高考，我認為這是改變命運的機會，1978年我考入了北京大學考古專業。之所以“選擇”考古，是因為我歷史、地理的高考成績比較優異，招生的老師認為我合適，我就懵懵懂懂的走上了這條求學路，沒想變成了一生的方向。我們這代人，被歷史的車輪推動向前，有的時候并不是出于自己的選擇，但是我想只要腳踏實地、堅持不懈，就能找到自己的定位和前行的方向。

2 您一直十分關注環境考古，它在當代考古研究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能給我們具體介紹一下嗎？

水濤：環境考古是研究具體環境背景下，人類是如何選擇自己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科學。它是揭示人類及其文化形成的環境和人類與自然界相互影響的考古學分支學科，是環境科學與考古學相結合的產物。

這些年來，我在研究工作中也越發的感受到，許多文化的發展與演變，其內在的動因肯定是有的，但有時外因的作用也很關鍵，這就是環境背景和環境變化所帶來的因素。當前，環境考古取得的成績是有目共睹的，比如論證氣候的波動變化周期，突發的環境事件等對文化發展的影響等。

我之所以比較關注環境考古，大概有這樣幾個原因：首先、我在兵團工作的那兩年，作為林業工人，在戈壁灘里種樹，那種極端干旱的沙石地，小樹苗很難生長，想要以種樹的方式去改變環境是非常困難的，這段經歷埋下了我很深的鄉土情結，也讓我對環境有了更深的認識。其次、我的父母到了甘肅后，去了甘肅省農業科學院工作，在我的成長階段，對農業科學、地理學耳濡目染，這也漸漸成了我的興趣。第三、環境考古和我對考古的理解是一脈相承的。環境是一個系統的概念，缺失了任何要素，系統都不完整。文化也是一個系統，它是生態環境系統中的一部分。注重對大區域環境背景的綜合考察，而不是僅僅局限于某一個遺址點的發現和認識，這種宏觀的視野和系統論的思維方式，對于考古學家來說是十分重要的，它也能幫助我們去解釋很多發現、解決很多考古工作過程中的問題。

3 您作為當今考古界的中堅力量，曾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項目《新疆通史》（史前卷）主編，并長期關注和研究西北地區新石器與青銅器時代考古，您為何如此關注西北地區？

水濤：中國的西北地區處于多個中心的交匯作用區域，這里早期文化類型多樣，來源成分復雜，雖然經過幾代人的不斷探索，解決了一些重大問題，但是就整體而言，這個地區的文化序列還不完整，而在新疆這個現象就更加普遍。

我之所以關注西北，有這樣幾個原因：第一、我出生、成長于西北，它是我的家鄉，我自然有不一樣的感情。第二、1991年我去北京大學讀博士之前，在甘肅考古研究所工作了10年，那期間我主要從事西北地區的考古工作，對那里我更熟悉，也是我學術研究的起點。第三、新疆是絲綢之路的重要節點。對新疆的解讀，需要以絲綢之路總體研究的視角去分析。我對新疆的研究，算算一晃也有30多年了，這也讓我在這個領域有了一些自信，有了一定的發言權。

4 十多年來，您每年都要主持一項三峽庫區的考古發掘研究項目，您認為這些考古對重大工程建設和當下社會具有怎樣的意義？

水濤：在中國做學術研究，不能游離于時代之外。我們要服從大局，參與到重大項目中，這樣既能“集中力量辦大事”，更好的推動學術研究工作，也能從現實的角度更好的處理“保護與發展”的關系。

三峽工程的修建將淹沒海拔175米以下的廣大地區，而這些地區擁有著極為豐富的文物資源。為了永久留住三峽庫區的文化遺產，在國家文物局的統籌安排下，全國各地考古和古建筑專家奔赴三峽，進行大規模的搶救性考古發掘和地面文物保護工作。在很短的時間內，發掘遺址的數量與質量都被世人所贊嘆，很多學術問題都有了基礎材料，將學術研究向前推進了幾十年。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就是保護、研究、展示重慶和三峽地區歷史文化遺產和人類活動見證物的機構，這也是當時考古發掘研究項目的成果之一，它讓公眾能更好的了解三峽悠久的歷史和燦爛的文化，這就是考古對重大工程建設項目和當下社會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