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歌在其首次公開募股招股書中提出了著名的“不作惡宣言”，這使谷歌的企業價值觀收獲了廣泛的公眾認同。當然，它也不可避免會讓一些心存僥幸的經營者暗自盤算：可能也只有硅谷巨頭級公司才顧得上談道德？

不過，紅黃藍教育（NYSE：RYB）的最新遭遇，可能會讓那些人更加清醒一些。

根據《南方都市報》11月29日的報道，紐約南區聯邦法院已受理首例中國公民起訴紅黃藍幼兒園的集體訴訟。

在訴訟中，原告的指控主要是針對紅黃藍教育未能向投資者披露以下重大不利事實：（1）該公司未能建立防止性侵兒童的有效安全措施；（2）當暴露出兒童受到傷害和存在不合理風險時，其未能采取有效的解決措施；（3）因此在上述期間其股價被人為抬高，而當事實真相暴露時，其股價下跌令投資者受損。

換言之，原告的指控都不是在針對紅黃藍的疑似性侵，而是在告其監控資料保存不力、供電系統疏于管理以及對員工監管的松懈。結合近日北京警方在公告中闡述的內容，紅黃藍教育在上述方面的疏忽，幾可被視為給出了實據。

此外，訴訟的原告也是在此次風波出現后利益受損的股東。11月24日，紅黃藍教育盤前的跌幅一度接近49%，即使在開盤后收窄至41%，其15.93美元的股價也已跌破了發行價。

顯然，紅黃藍教育將面臨一場需要慎重應對的官司。另據受理此次集體訴訟的律師事務所表示，“我們國際團隊中的律師在成功代理的舉報案件中通過民事調解和刑事罰款等共計爭取到116億美元，并曾經創記錄性地為單個客戶贏得3200萬美元舉報獎金”。

而有可能讓紅黃藍教育損失更大的，則是企業品牌聲譽等無形資產的空前流失。這一點可以從一個誤會中側面看出：近日，某全球知名投資機構被誤傳為趁此時機抄底紅黃藍教育，致使該機構創始人一度受到多方質疑，在事情完全澄清后眾怒才得到了平息。

當一家企業的投資方需要出面澄清投資這家企業的時機，這家企業的三原色事實上已經出現了“色差”。而這家企業在今后業務開展方面增加的困難，又豈是區區節省下來的監控費用、薪酬支出可以代替？

奧地利學派巨擘哈耶克曾經指出：“市場經濟最重要的道德基礎就是‘責任感’，這種責任感源于每個人對自己行為的一切后果負責的道德感。沒有基于道德基礎之上的責任感，任何職業都將失去它的社會價值。”企業可以在Don''''''''t be evil上心存僥幸，但是，其源于道德缺失所必然引發的社會價值衰減，一定會讓這樣的企業最終悔恨萬分。

紅黃藍教育或許目前還存在著彌補公眾的時間窗口。然而，有一些企業則付出了更為沉重的代價。因為道德的缺失，它們最終走向了破產的命運，盡管其都曾取得過比紅黃藍教育大得多的經營成就。

這其中，三鹿集團可謂一個典型。

這家華北地區曾經的知名企業，先后創造了“五個率先”：

1983年，三鹿率先研制、生產母乳化奶粉（嬰兒配方奶粉）；

1986年，三鹿率先創造并推廣“奶牛下鄉、牛奶進城”的城鄉聯合模式；

1993年，三鹿率先開展品牌運營及集團化戰略運作；

1995年，三鹿率先在CCTV黃金時段播放廣告；

1996年，三鹿率先在業內導入CI系統。

早期對產品品質與品牌聲譽的重視，讓三鹿收獲頗豐。一時間，躋身世界品牌實驗室“中國500個最具價值品牌排行榜”，入選“中國馳名商標”，收獲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等榮譽紛至沓來，經中國品牌資產評價中心評定，三鹿的品牌價值一度達到149.07億元。

2006年，美國《福布斯》雜志在其“中國頂尖企業百強”排行榜中，把三鹿排在了乳品行業第一位。

然而好景不長。在2008年中國奶制品污染事件后，三鹿奶粉產品中被發現的三聚氰胺，讓公眾徹底對這家企業失去了信心。如果一家奶粉企業連可作為滅鼠藥的塑料化工原料都忍心賣給父母，那么，這家企業還有什么存在的必要？

2008年9月12日，三鹿集團開始全面停產。2008年12月24日，三鹿集團收到石家莊市中級人民法院受理破產清算申請民事裁定書。3個月之后的2009年2月12日，石家莊市中級人民法院就發出民事裁定書，正式宣布三鹿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破產。

而這距離三鹿摘取《福布斯》評選的“中國第一乳品企業”頭銜，僅僅過去了短短3年光陰。

“不作惡”究竟是為了什么？

在反思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的奧斯卡獲獎影片《大空頭》（The Big Short）結尾處，代表著華爾街頭腦清醒者的角色馬克·鮑姆，發表了一段足以載入好萊塢史冊的感言。

“認識我的人都知道，我總是勇于指出別人的錯誤。美國正處于欺詐的時代。不止銀行在欺騙大眾，教育界，食品界，甚至棒球界都在欺騙。困擾我的并不是欺騙本身的不道德和惡毒，而是持續了一萬五千年的欺騙和短視，從來沒有真正行得通過。一次也沒有。遲早這些始作俑者會東窗事發，鋃鐺入獄。”

換言之，經營者哪怕是出于企業永續發展的私利考慮，也絕不應該在日常經營與戰略制定中拋棄人性與良知。

如果連創立于1850年的美國第4大投資銀行雷曼兄弟，在“作惡”之后都無法避免在次貸危機中出局的悲慘命運，那么，“不作惡”就理應成為任何地區、任何行業、任何規模的任何企業的金科玉律。

許多經營者都熟讀“現代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并期盼自己通過《國富論》中所闡述的資源配置法則，借助“看不見的手”使企業步入高速發展。

然而，早在《國富論》面世的17年以前，亞當·斯密就通過撰寫《道德情操論》，于1759年闡述了其對于所有經濟理論體系運行前提的見解。

亞當·斯密在書中不無預見性地表示：“在所有的場合，良心的影響和權威都是非常大的；只有在請教內心這個法官后，我們才能真正看清楚與自己有關的事情，才能對自己的利益和他人的利益作出合宜的比較。”

法律標準，道德標準，以及基于企業社會責任感的歷史使命，這些才應該是企業真正的三原色。

在日常經營中遵紀守法，是企業經營者免于囹圄風險的前提；在法律制度還暫未涉及之處，企業則應該以商業倫理自我約束、恪守契約精神；而致力于基業長青的企業，更是會以某種對全人類的責任感與使命感，來作為企業制定戰略時的最高準則。

畢竟，欺騙和短視從來沒有真正行得通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