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紅黃藍到好未來，商業化的學前教育是時候停下來思考初衷了 |CBNweekly封面故事
在當下，令人羨慕的“別人家孩子”正變得可以復制。各種各樣圍繞K-12教育所設置的培訓機構仿佛一個個優等生的加工廠，通過標準化的教學產品，正在源源不斷地批量輸出成績優秀的學生，他們面向的“市場”是每個城市里數量有限的重點中學。
過去的兩個星期里，最牽動家長情緒的新聞莫過于攜程親子園虐童和紅黃藍幼兒園事件了。除了期待更多的真相和公正的裁決，作為K-12教育的基礎階段，學前教育的市場化和規范化成了更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K-12是英文kindergarten through twelfth grade（從幼兒園到高三）的簡寫，是國際上對基礎教育的統稱，但在中國，K-12往往被狹義地指代為小學、初中和高中3個階段的教育。
華菁證券的報告顯示，2016年全國K-12教育培訓市場的規模約為4700億元。而事實上，只要看看這一領域的兩大巨頭好未來和新東方這幾年的市值一路增長，就知道這個市場的潛力有多么巨大。但商業化的背后，教育的初衷和本質是什么？好未來的模式或許值得思考。
在北京，大大小小的電腦商城不再是中關村的代名詞，教育產業充當了替代者，學而思培優、高思教育、精銳教育、學大教育……大大小小的教育培訓機構搬進了一度蕭條的寫字樓，并盤活了周邊的一系列商業——快餐店、便利店可能是最直接的受益者。
從早上8點鐘到晚上9點半，9歲的壯壯和7歲的妹妹柔柔每個周六、周日除了睡覺和吃飯，幾乎所有時間都放在各種課外班里。
作為他們的父母，張捷和妻子在周末的分工很明確：各自負責一個孩子，從早護送到晚。“時間安排非常緊張，孩子吃飯的時間都得算好，提前定好外賣送到培訓機構前臺。”張捷說。
在這棟位于海淀黃莊、滿是各類補習機構的舊寫字樓里，每逢課點想要擠上電梯成了一件極其困難的事情。
壯壯上課的教室里，補習老師已經在教授原則上在中學階段才會學到的數列，而在壯壯就讀的一所北京市重點小學里，課本的進度是剛剛講完乘法交換律。
“學校里現在教的東西太簡單了，”張捷說，“對學有余力的孩子來說，是早教拔苗助長還是公立學校誤人子弟？我們傳統里講的因材施教到哪里去了？”
作為一名已經實現財務自由的人士，張捷給兩個孩子報了每周40學時的課外班，內容涵蓋了語數外以及藝術和體能，其中僅數學一科，兩個孩子就各自在學而思和高思報了3門不同年級的課程。所有的這些校外課程每年帶給這個家庭近50萬元的開銷，但他不認為自己是一名“狼爸”。
“我要砍掉兩門課他們自己還不同意呢。”他說。
讓張捷津津樂道的，還有在這種教育方式下兩個孩子所取得的一系列成就：女兒幼兒園一畢業就被選拔進了人大附中的拔尖創新人才早期培養項目，國畫作品還屢屢獲獎；兒子也在由學而思承辦的迎春杯等各類數學競賽里獲得多個跨年級的一等獎，這無疑加大了他進入重點初中的砝碼。
對很多面對小升初抉擇的家長來說，這顯然是現代版“別人家孩子”的標準范本。
不過在當下，令人羨慕的“別人家孩子”正在變得可以復制。市面上各類教育培訓機構仿佛是一個個優等生的加工廠，通過標準化的教學產品，源源不斷地批量輸出成績優秀的學生，他們面向的“市場”是每個城市里數量有限的重點中學。
作為K-12教育的第一次選拔，小升初往往被賦予了重大意義，重點校和普通校之間的巨大差異讓很多家長認為進入重點初中能夠對孩子的未來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
從1998年起，北京市教委為了實現義務教育均衡化、縮小各個區域和校際差異取消了小升初統一考試，改為就近入學。這為渴望招收優質生源的重點初中和渴望獲得更好教育資源的學生及其家長帶來了障礙。于是，兩者間雙向選擇的渠道由此演化為另一種“暗戰”——數學競賽。
好未來全稱北京世紀好未來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創建于2003年，是國內最早從奧數切入K-12教育領域的課外培訓機構之一。2010年10月20日，該公司在美國紐交所正式掛牌交易，成為國內首家在美股上市的中小學教育機構。
在2013年以前，公司名為學而思，其前身是創始人張邦鑫作為兼職開辦的一對一補習班，由于補習效果顯著，這門補課生意擴大了規模。彼時已經看到奧數市場前景的張邦鑫還創立了奧數網，2003年“非典”時期北京的學校全面停課，奧數網卻因此人氣飛漲。
接下來的故事很像電影《中國合伙人》里的情節，張邦鑫和幾個大學同學決定創業，他們東拼西湊10萬元注冊了一家略顯簡陋的小公司。“學而思”就此誕生。
受最初“一對一”模式的影響，學而思一直堅持小班授課，一個班的人數不超過20人，且課程定位在于“培優”，即幫助優等生提高。根據澎湃新聞的報道，2004年，學而思培訓的學員中有42人考取了中國人民大學附屬中學實驗班，95%的學員進入了重點中學，2005年，公司的營收已突破千萬元。
但直到2007年以前，學而思的生意并沒有出現井噴式的增長。
學而思初期走的是“小而美”的路線，專注教研體系標準化的建設，也鮮有廣告營銷。該公司第一次投放的廣告是《北京晚報》上的一個“豆腐塊”，這則針對“迎春杯”數學競賽輔導的廣告為他們帶來了首批的100多名學生。
為了專注于數學競賽輔導，這家教育培訓機構在2005年砍掉了語文和英語。這種選擇一方面是受制于創立之初資源有限，另一方面是為了保證教研的效率——數學課程更容易形成標準化教案，且考試結果更易量化，更重要的是，彼時奧數成績有助于升學加分，因此形成培訓剛需，所以學而思決定專注單一學科，與其他機構形成差異化競爭，快速樹立品牌。
另一位創始人曹允東在一篇回憶文章里提及，學而思當年就是主要圍繞北京的幾項數學競賽來開發產品并形成閉環，早期北大有“資源杯”，清華有“同方杯”，當時他是靠“死磕”才拿到了同方杯競賽的代理權。
從1993年到2008年，北京市教委取消統考后，擇校生、特長生、特色實驗班、企業子弟入學、共建入學等多種優先入學途徑曾輪番上演。在這個過程中，越來越多的小學生家長都認清了形勢，培訓機構針對小升初的“家長會”以及身邊的無數前車之鑒都證明：想要獲得進入重點初中的機會，最簡單也最公平的方式就是讓孩子在各類數學競賽中拿名次。
為這一市場精心準備數年的學而思，最終也成為家長們給孩子選擇培訓課程時的“必選項”。
張為一的兒子已經獲得過一次迎春杯的二等獎，但他心里還是比較沒底�！耙氆@得重點中學的點招，得是華羅庚金杯賽才行�！彼f。
和張捷一樣，他也給孩子同時報了3門數學課外輔導，理由是不同的課程針對性和優勢不同。“學而思（培優）基本是一個每個孩子都上的課；智康是學而思一對一的輔導，更有助于參加奧數比賽。另外一個對重點中學招生考試更有針對性，他們會研究很多往年的考題�！彼f。
但他并不完全認可這種培養孩子的主流模式。
“我覺得課外班的一個最大問題就是扼殺了孩子的個性，本來每個孩子都應該不一樣，但是現在大家都去學奧數、英語、鋼琴、芭蕾，孩子們變得千篇一律了�！彼f，“這跟衡水中學、毛坦廠這類的考試工廠沒什么本質區別，就是應試教育2.0版。”
而北京的情況更像一種預演。2014年教育部辦公廳發布了《關于進一步做好重點大城市義務教育免試就近入學工作的通知》，明確聚焦19個重大城市，要求90%以上的初中實現劃片入學；每所劃片入學的初中90%以上生源由就近入學方式確定。
強勁的市場需求讓學而思在資本市場表現優異。上市7年來，公司市值上漲了十幾倍，目前接近138億美元，今年首次超越在教育培訓領域深耕二十幾年的新東方教育集團。同時近幾年其在全國范圍內的培訓中心布局也明顯加速。根據好未來的財報，2017財年公司新增144個教學中心，目前已覆蓋全國35個城市，針對中小學生實行小班授課制的“學而思培優”項目為公司貢獻了超過80%的營收。
強大的教研體系和流水線式的教師培養是該機構得以脫穎而出的原因。
26歲的謝俊彪就是一位從學而思流水線走下來的老師。據他介紹，教師入職后，按規定每周都會拿出一整天做集體教研。
學而思這類的補習機構都有自成體系的教材和習題冊，教案基本是成型的，老師們更多是討論一些知識點的講法和篩選各自講義里的習題。學而思自己的題庫里包含7000到1萬道題。每個章節需要什么樣的習題，會由教研組長提前分好，由老師到題庫里挑選。
“授課技巧的培訓很細致，一些很簡單的知識點該怎么講都扣得很細，”謝俊彪說，“可以說是一門藝術�！�
對高校應屆畢業生而言，學而思一名新老師的月收入平均可以過萬元，這個薪酬水平已經可以和北京海淀區重點中學的資深教師持平。
這或許也是輔導機構能夠招到很多名牌大學畢業生的原因。謝俊彪的同事里就不乏清華、北大畢業的碩士，有些還是當年的高考狀元和競賽冠軍。據接近學而思的人士介紹，教師的最終錄取率只有5%左右。
被“產品化”輸出的老師也不僅僅要學歷高、授課好，他們的顏值、個性、愛好特長也被作為一種“賣點”，以維持高水平的續課率，后者會直接轉化為公司營收。
謝俊彪覺得自己有時候更像一個托管者的角色，“一些家長比較忙，沒時間教育孩子，就把孩子送到輔導機構來�！背松险n，他有時還得傾聽學生的情感問題，遇上實在學不進去的孩子“只能哄”。
在另一所補習機構任職王進平算得上圈子里的明星老師，由于帶出來的學生成績斐然，他現在教的班級已經是水平最高的奧賽集訓隊，用他的話講，進入這種班級里的學生全部都能升入牛校重點班。
盡管老師也成了流水線上的產物，補習行業對“人”的依賴依然非常重。像王進平這樣的名師，每年平均可以給機構帶來1200萬到1500萬元的營收，其年薪也可以達到200萬到300萬元。但王進平認為流水線上下來的老師“整體上依舊薄弱，要駕馭一個學科體系還需要下很大功夫”。
王進平目前已經遞交了辭呈，這讓他微信上若干個群里的2萬多名家長十分焦慮。
謝俊彪也在一年前離職�！耙话憷蠋煷蠖嘧霾坏�3年。積累到一定程度，很多老師就單干了。這種行業沒有什么核心技術，你知道它的體系，有一定資源就可以在外面做小機構了。”他說。
華菁證券的報告顯示，即便是學而思和新東方這樣的巨頭，2016年在K-12市場的占有率加在一起也不超過20%，市場上充斥著大量零散的小型機構。新東方創始人俞敏洪早有預言，中國將出現四五十家市值超百億元的民辦教育上市公司。
與學校聯動做針對分班考試的補習，以及在日常提前教授課本知識的“搶跑”式培訓，是幫助學而思這樣的培訓機構穩定用戶、高效培養好學生的兩大秘籍。這或許也是多數K-12教育輔導機構把重點放在小學的原因，因為年齡低，可以提前學習的空間才足夠大，成效也足夠明顯。
這種搶跑式教學如今已經讓公立學校的教育變得有些被動。當了十多年英語老師的劉丹明顯感覺現在的學生越來越難教。
這位市重點中學的老師有點兒慶幸目前沒有帶尖子班。 “這類班級的學生大都在課外學過很多，如果覺得你講的內容太簡單，或者發音沒那么好，學生和家長會把你掀翻的。”她對《第一財經周刊》說。
秉著就高不就低的原則，她備課會準備很多課外資料，教材上的內容幾乎不太講。教材成了考試出題“最基礎的標準”，但如果按照教材的難度聽課，學生在考試環節已經很難及格。
數學老師們的日子更難過。不少參加過課外補習的孩子已經不再聽課，一些奧數班的同學甚至喜歡拿很難的奧數題戲弄學校老師。
但張捷依然支持課外多學些知識。
“如果你的孩子不能進入到社會的前20%，根據二八效應，他的未來是要普普通通勞作過一生的，收入也不會很高，以后都要為生活而算計；反之，如果你的孩子能進入前5%，就可以過得很好，而真要競爭下來，百分之五也不過是個小升初的區重點。”理工科出身的張捷喜歡拿數據說話，按照他的邏輯再向上推導——千分之五的精英不過是考上985高校的比例，萬分之五的高級人才，也不過是清華、北大及常青藤聯盟畢業生的水平。
張為一也覺得學校教育占用了大部分的時間，知識密度卻十分有限，“取消了升學統考，小學老師的動力也隨之減少了，反正教好教壞都體現不出什么差別�！彼X得當下問題的癥結在于，教委既想要讓教育走“計劃經濟”，卻又給一些重點中學留下了“市場經濟”的口子。
林昱是為數不多的堅持不給孩子報補習班的家長。他曾在網上看過包括學而思、四中網校在內的一些補習機構的課程視頻，感覺水平參差不齊。
“我的教育理念是讓孩子受到引導，而不是灌輸。學而思在這方面明顯有短板�！痹谒磥�，奧數是思維的鍛煉，而現在的奧數班更偏向于應試。
“我們比較重視孩子的三觀教育，更多從過程評價行為，強調努力而不是結果�！迸畠旱某煽円恢焙芎靡苍鰪娏肆株诺挚拐n外班的信心。小學時女兒的PPT作業每次拿到學校去永遠是做得最丑的，但他對此并不介意。巧的是后來有一次，老師要求當堂完成一個PPT，全班只有林昱的女兒做出來了。
“很多機構的補習核心就是讓孩子提前學，但學習是一個階段性過程，真要判斷輔導機構的好壞，最終只有高考可能是個檢驗標準�！遍L期從事教育行業的儲召生說。\u00A0
“如果是權貴老板，或許有別的途徑幫孩子升學；如果是農民，上萬元的補習費用會讓他承擔不起。所以實際上支持補習行業的正是絕大部分中間階層。儲召生說，“我們作為父母的這一代人，不也是這樣通過應試考到北京然后努力留下來的嗎？”在他看來，教委提倡的資源均衡如果能執行到底，當下這種白熱化的競爭會在未來有所緩解。
根據華菁證券的研究報告，高校擴招和“減負”讓應試教育的主戰場從校內轉向了校外。但不可否認的是，這個社會正變得越來越多元，新的職業、新的想法、前所未有的生活方式已經出現，一成不變的教育同樣無法適應社會的發展。
一向善于籌謀的學而思在2013年將戰略調整為“用科技互聯網來推動教育進步”�，F在，它所覆蓋的教育產業鏈條已經比幾年前更加豐富。據一位接近好未來的人士介紹，該公司已經從BAT挖了不少人。最新的科研成果是今年8月推出的一套人臉表情識別系統，它可以通過學生的表情精準分析出學生的狀態是專注、疑惑還是倦怠，由此分析出學生對教學內容的接受度。
據說這項技術將應用于線上授課+線下輔導的雙師課堂，后者將幫助學而思以低成本快速覆蓋更多地區，也是包括新東方、高思在內的許多輔導機構和投資機構都瞄準了的風口。
可眼下，補習大軍依然兇猛，他們與過去幾十年生活在日本、韓國、中國香港和中國臺灣那一代又一代“向教育要出路”的年輕人，并沒有什么區別。
（應采訪對象要求，劉丹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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