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中國歷史，因為一個人或一首詩歌成就一個樓閣亭臺或一個小城村落的，俯拾皆是。一句“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余黃鶴樓”讓黃鶴樓名動天下，一句“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讓岳陽樓名聞天下，一句“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讓滕王閣名揚天下。如果不是張繼與他的《楓橋夜話》，大概沒幾人知道蘇州楓橋；如果沒有王維和他的《送元二使安西》，陽關(guān)很難進入中原視野；如果缺了李白和他的《早發(fā)白帝城》，白帝城還要沉睡千年以上吧。

但，也有懸案。唐代著名詩人杜牧那首膾炙人口的《清明》詩一千多年來流傳不衰，“清明時節(jié)雨紛紛，路上行人欲斷魂。借問酒家何處有，牧童遙指杏花村。”杏花村因此名聲大噪。問題來了，全國叫杏花村的地方不在少數(shù)，杜牧的杏花村筆指何處？且不論是學術(shù)的爭鳴，還是利益上的爭取，有了懸案就有了考證和爭論。

在大多數(shù)人的印象中，杏花村當然在山西汾陽。汾陽的杏花村酒被稱為國酒。相傳自南北朝以來汾陽便以美酒著名，所產(chǎn)汾酒素有“甘泉佳釀”的美譽，歷代文人墨客題詩碑刻甚多。汾陽城北的杏花村有一口古井，井水“味如醴，甘馨清冽”，俗稱“神井”。

但上世紀80年代起，有關(guān)杏花村的屬地之爭開始熱起來，山西汾陽、安徽貴池、湖北麻城、江蘇南京徐州等十多地加入了爭論，這里尤以山西汾陽杏花村和安徽貴池杏花村爭論最為激烈。史料記載：杜牧于會昌四年（844年）由黃州刺史遷池州刺史，會昌六年（846年）9月再遷睦州（今杭州建德）刺史，在貴池待了整兩年。在貴池為官時，杜牧愛喝酒，也愛郊游。清人郎遂作《貴池縣杏花村志》，將杜牧詩收入，其后《江南通志》也把該詩收入，并申明杜詩所指杏花村在貴池。

無論是“汾陽說”，還是“池州（貴池）說”，看似各有道理，但若仔細推敲，又都有欠妥之處，其考證時所列舉的史料、史籍均缺乏力度。首先，查閱《杜牧年譜》，沒有找到杜牧到過山西的足跡，有關(guān)杜牧在汾陽遺跡多為民間傳說。所飲的酒，更未指明為汾酒。山西汾陽屬于華北，而詩中“清明時節(jié)雨紛紛”算是江南多雨的現(xiàn)象。而杜牧在池州確實待過兩年，但作為一個地方官，也不至于冒雨跑到荒郊野外找酒喝。如果此詩作于杜牧從湖北黃州轉(zhuǎn)任安徽池州的路上應(yīng)是在會昌四年九月，在時間上與清明時節(jié)不符。

爭論不下之際，中央電視臺《開心辭典》和《幸運52》欄目，均將杜牧《清明》詩中所寫的杏花村歸屬地作為考題，所給答案有山西汾陽、安徽貴池等地。兩位現(xiàn)場答題者均選“山西汾陽”，但主持人最后亮出的正確答案均為“安徽貴池”。這一結(jié)論把山西汾陽推向了一個十分尷尬的境地，無數(shù)人為汾陽鳴不平，為汾陽不服，更有不少專家站出來據(jù)典引經(jīng)反駁。全國20多個杏花村，有酒、有名酒的只有汾陽，而且這酒歷史上千年，杜牧會把一個沒有酒的村落稱為杏花村么？

面對社會強烈的質(zhì)疑，汾陽這次卻選擇了沉默。他們沒有再去參加爭議，而是目光向內(nèi)，認認真真地做起酒來，雖說山西杏花村已是國家馳名商標，被譽為“國酒”幾百年，但他們還要釀出更好的酒來。汾陽人知道，杏花村首先是酒，是詩，是文化�！坝昙娂姟薄坝麛嗷辍�，落寞的情愫只有在杏花盛開的酒鄉(xiāng)得以釋放，有酒的杏花村才能把靈魂賦予這首詩。所以，杏花村成了酒中的文化元素、文化符號。汾陽人致力從酒文化、企業(yè)文化、品牌文化對汾酒文化再度挖掘、凝練和提升，從巴拿馬萬國博覽會甲等金獎到千年的釀酒習俗，從5次蟬聯(lián)國家名酒稱號到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名錄，從國內(nèi)行業(yè)標桿到帶頭在“一帶一路”建設(shè)中輸出“分享快樂，傳達情感”的中國白酒文化觀，充分展示汾酒誠信、責任、儒雅的品牌形象，極大提升了其社會認知效應(yīng)、企業(yè)形象和信用價值，企業(yè)也獲得了騰飛，2012年企業(yè)銷售突破100億元，2016年突破160億元。

杏花村是酒，杏花村是詩，杏花村是詩與酒的最佳結(jié)合體，《清明》已經(jīng)成為中華酒文化的最重要的典型符號。詩酒杏花村，一首千古絕唱使“杏花村”名滿天下，杏花村已成為全體中國人的共同財富。

杏花村之爭還會繼續(xù)么？

（黃躍華，江蘇泰州姜堰區(qū)委宣傳部副部長，姜堰區(qū)廣播電視臺臺長，作家。發(fā)表小說、散文100多萬字，著有中短篇小說集《誘變》。有作品獲《小說選刊》雙年獎、江蘇省“五個一工程”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