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紅豆館主溥西園應聘到清華大學任教時，不少人感到既意外又驚喜。《國立清華大學校刊》的一篇文章說：“溥西園先生的來園，差不多是全園一般人的意想以外的事……我以為這是一個頗可欣賞的奇跡，正如靈隱寺的飛來峰，忽然一夜被風刮倒了一樣……”

紅豆館主名愛新覺羅·溥侗，號西園，與末代皇帝溥儀同輩。他自幼酷愛戲曲，學戲有癮。《天龍八部》里有位薛神醫，凡給人看病，都要求病人以一項拿手武功作交換。紅豆館主當然不似這般無賴，但學藝的勁頭絲毫不差，知道某一出戲誰教得好，必以重金延請教習。譚鑫培、陳德霖、羅壽山等名家都教過他，《金山寺》的白蛇就是學自陳德霖。這般“吸星大法”式地學習，又潛心習練融匯，終于生旦凈末丑精通，笛子、二胡、琵琶皆能，得了“文武昆亂不擋”“六場通透”之美譽，不愧為“票界大王”。

溥西園在清華園擔任“特別導師”，每周授四小時昆曲課，兩小時國畫。聽課者十分踴躍，除了沖著館主名頭選課的學生，還有教授和教授夫人。比如中文系的浦江清就去旁聽。生物系助教的汪健君“師事溥先生而略知曲學之門徑焉”。汪曾祺在西南聯大時的作文課老師陶光也得到紅豆館主親授。不過，紅豆館主雖然來頭大、名氣大，卻不耍皇室威風，也沒有明星派頭，把課上得一板一眼，十分認真，正音、咬字等規矩一一嚴格要求。

當時清華給他的薪水為400元，這是那時清華教授的正常水平。1931年，胡適擔任北大文學院長兼中文系主任，月薪不過600元。而南京國民政府各部部長的月薪也不足1000元。紅豆館主每月400元不算低。但為了教學效果，他又自掏腰包請助教及笛師，因為有這筆支出，實際到手不過300元。而且，紅豆館主以“傳道”為己任，不作“知識付費”之舉，有意以歌唱為業者，反而“峻拒”之。

清華在建校之初，就有昆曲和京劇愛好者，還有“菊社”等戲曲組織。1925年以后，俞平伯、浦江清、葉公超等人到校后，戲曲氛圍更加濃厚。而葉公超正是后來紅豆館主到清華的引薦人。但從全社會的情況來看，昆曲當時已呈頹勢。清華聘請紅豆館主到校講課不是為了“名人效應”，更不是要“引進人才”增強什么評估指標或申請重大項目。“我們最大的希望乃是：因了溥先生的指導，我們將真正地日進于藝術的人生，全園風氣，或將為之一變，這才是我們最大希望的終點，也是我們竭誠歡迎的理由。”可見，聘人者與被聘者均出自一種文化責任感。

我想，也是在這種使命感而非圖熱鬧心態的驅使下，學戲者和教戲者一樣，沒有把它作為一種消遣，而是正兒八經當作一門學問來對待。學生戲曲社團“六院票房”的骨干成員劉曾復在《京劇新序》中回憶當時學戲的情況說：1932年我考上清華大學，一件使我驚訝的事是課程中溥侗開設的昆曲選修課。此外，學校里教職員工、家屬、學生中不少人很愛昆曲、京劇，認真學習研究。在這種情況下，我為了研究戲中念字規范，選修了王力老師的中國音韻學課程，一方面滿足理學院學生（我是學生物學的）必須選讀文學院課程的規定，另一方面為了打下我學習京劇字韻的學術基礎。在大學幾年中，我向真正會戲的同學請教，結合聽唱片，開始學“譚（鑫培）派”和“余（叔巖）派”的老生唱腔，一步一步地學板眼、念字，跟胡琴連唱。

據《清華周刊》記載，昆曲班師生關系最為融洽。“一由學者對此道感覺興趣，應由于教者誨人善誘，循循不倦。”當時清華有紀念日演出的慣例，溥西園不但親自參與，還請業內專家為同學作樂示范。“同學極感教者之盛意”。稍有遺憾的是，紅豆館主在清華的時間并不長，1933年他應南京國民政府蒙藏委員會之聘后就離開了清華園。但清華園的弦歌不絕，1935年，俞平伯等成立了在中國昆曲史上頗有地位的“谷音社”，“曲集”活動更加規范和繁榮。

寫到這里，忽然想到因為一部電影，清華校歌中“立德立言，無問西東”這一句最近很火。據校歌作者汪鸞翔對校歌“真義”的解釋，“地有東西之分，文有豎橫之別，然而好美、惡丑、好善惡惡，人之心理，大略相同。”我想，這其中蘊含了一種自信和包容的態度，而自信和包容本就可以互訓。其實，這也不是什么新潮的思想，宋代陸九淵就說過：“東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人世間的道理從來是只分對與錯，不分新舊的；就像藝術只應求美，不分新舊一樣。溥西園的清華往事，再一次驗證了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