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這部闖進奧斯卡的小眾電影,帶你探秘迪士尼邊上的世界邊緣
今天想給你推薦的,不是今年奧斯卡頒獎禮上任何一部大熱門,但它的分量也足夠重:
爛番茄新鮮度95%,《紐約時報》的兩大影評人都將它歸入「年度十佳」,其中一位還將它放在榜首;
美國《娛樂周刊》說,它是「2017年電影中你沒有聽到過的、最好的電影」;
演員威廉·達福憑他在其中的表現入圍「最佳男配角」。
某種程度上,它由生活片段串聯而成的零散敘事會讓你想起《海邊的曼徹斯特》,但飽和度近乎糖果色的畫面,能讓你解讀出千百滋味——

這部電影的設定,堪稱「魔幻現實主義」。
故事發生在美國佛羅里達州的奧蘭多迪士尼樂園附近。這座占地12228 公頃的游樂園,是世界上最大的主題游樂園,甚至有3 個水上樂園,至少要花5 天時間,才能把所有游樂設施玩個遍。

很少人注意到,就在這個全世界最大的造夢之地的邊上,好幾家廉價汽車旅館扎堆在荒地里。住在這兒的人,大多沒讀過幾年書,也沒有像樣工作,一家子擠在陰暗狹小的單間里,過著上頓不接下頓的生活。
電影的主人公,跟著單親媽媽生活的6 歲女孩莫妮也在其中。

而殘酷的是,這不是為了制造沖突才虛構的電影背景,而是現實的縮影。根據美聯社2014 年的研究調查,僅在電影拍攝地的周邊,就有類似這樣的1700 個家庭掙扎在生存線上。
在過去,包括導演肖恩·貝克(Sean Baker)在內,大多數人對這些家庭的生存情況一無所知。
「當我的搭檔Chris Bergoc 跟我說的時候,我完全懵了……」肖恩·貝克說,他完全沒有想到,在被孩子們認為是世界上最快樂的迪士尼樂園附近,居然還有這樣的、近乎貧民窟的存在。
多么荒誕,多么現實,多么諷刺。「美國夢」的泡沫,不堪一擊。

在這樣環境下成長的小女孩莫妮,也就自然而然地學著周邊大人們的模樣,出口成臟,用她自己的古靈精怪,加上學來的底層哲學,混吃騙喝。

▲ 她領著小伙伴,朝人家的車吐口水……
但這并不代表《佛羅里達樂園》就是一部很「喪」、很暗黑的電影。以社會底層為題材的電影,往往容易采取居高臨下的視角。相反,肖恩·貝克將敘事鏡頭的視平線拉到孩子的高度,用孩子們的視角來打量這個世界。
在他的鏡頭下,你會跟著那群鬧騰的熊孩子,進入他們的秘密樂園——
拉著新朋友,科普周圍的玩樂攻略;
隨時隨地,一起尬舞;
兩個孩子一個冰淇淋,一人一口輪著舔,也能開心很久……
要知道,孩子們都實在是太小了,小到還沒能完全明白生存是怎么一回事,小到能將別人放的煙火當成專屬自己的快樂。
但在這樣的環境中成長,孩子們也顯露出與年齡不相稱的成熟。
例如,莫妮會帶著她的好朋友,去看她最喜歡的樹。
「你知道我為什么喜歡這棵樹嗎?」莫妮近乎是在喃喃自語,
「因為它摔倒在地上,卻從沒停止過生長。」

觀看這部電影,你很可能會發現自己陷入矛盾的復雜情感之中——
時不時被孩子們的天真和機靈勁兒逗笑,但也會因為他們的闖禍行徑、甚至粗鄙行為而緊皺眉頭;會五味雜陳地看到大人們混亂而苦中有樂的生存狀態,也會忍不住猜想孩子們長大后的模樣,會否就此陷入命運的惡性循環……

《佛羅里達樂園》的上映在美國引起了巨大反響,導演肖恩·貝克被一遍又一遍地提問,他為什么會想到要拍這個故事。
「我不是政客或者決策人,我只是個電影人和講故事的人,」肖恩·貝克說。
這位從25 歲開始電影生涯的導演,每一部作品都在講述經濟上貧困、被社會孤立的、被排斥的、被邊緣化的人。
「我的目標就是給這些通常不人性化的隱藏人群一張人性的面孔,這樣大家能受到鼓舞,去建造一個更好的世界。」

▲ 肖恩·貝克在拍攝現場
肖恩·貝克對電影的癡迷,是從小時候媽媽帶他去圖書館開始的。在那里,圖書館會為孩子們播放科幻電影,比如《科學怪人》、《星球大戰》、《第三類接觸》等等。
恢弘的畫面、炫目的特效、燃爆的情節……一部部電影看下來,少年肖恩·貝克心潮澎湃,他曾經夢想著自己有一天也能成為「大片導演」,但在紐約大學讀電影的過程,將他帶上了不一樣的方向——獨立電影。
「我漸漸愛上了,那些相比特效、更愿意講述個人身上發生了什么故事的電影。」
他整天整夜地泡在斯派克·李、吉姆·賈木許、理查德·林克萊特、史蒂文·索德伯格的作品里,也常常流連于MoMA、林肯中心、電影資料館,也把紐約所有放映獨立電影的藝術影院去了個遍。

▲ 剛開始拍電影的肖恩·貝克
25 歲的時候,肖恩·貝克做出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部長片作品《四字單詞》,一個關于成長在美國郊區的問題青少年的故事。
為了這部片子,他將自己拍廣告片、在發行公司打工攢下的一點積蓄全拿了出來,再四處找人借錢,東拼西湊出5 萬美元——差不多全花在了買電影膠片上。
盡管作為導演,他的第一部個人作品就入圍了以創意和新銳著稱的西南偏南電影節,但幾乎在他創作每一部作品的時候,都會陷入這樣沒錢的窘境。
他倒也不是不知道,怎樣的電影才能吸引投資人,21 世紀以來,電影已經成為最能燒錢、也最能賺錢的產業之一,1995 年到2004 年,成本超過1 億美元的好萊塢電影總共60 部;而在2005 年到2015 年間,這個數字激增到了197 部。
只是,一生太短,他只想做他認為正確的事。
于是你能看到,在2004 年,他和中國臺灣女導演鄒時擎合拍了一部《外賣》,講述中國非法移民在紐約掙扎求存的故事。整部片子的預算才3000 美元,主要用在「食物、地鐵費,和硬盤盒空白錄像帶」上,卻拍出了驚人的張力。

2008 年《百老匯王子》的創作則聚焦了紐約城里的非洲加納移民。到了2015 年,他在預算極少的情況下,用3 部iPhone 5S 拍攝了《橘色》,把鏡頭對準了同在洛杉磯、但從未出現在好萊塢銀幕上的跨性別性工作者。

在美國好萊塢的大潮中,肖恩·貝克是不折不扣的異類。
「我希望關于邊緣人群和亞文化的故事(被更多地展現出來),」肖恩·貝克所堅持的呈現方式,是一種非臉譜化的、非自上而下的同情的視角,你甚至會發現,你在觀看的過程中,會不自覺地用社會學的視角去重新理解這個世界。
他相信,這些故事「被講得越多,這種意識就被傳播得越廣,『邊緣人群』就不用那么邊緣」。

《橘色》之后,肖恩·貝克的生活終于好了一些,他順利為《佛羅里達樂園》籌到了超過200 萬美元的預算。「是我前一部片子的15 倍不止呢。」他說。
而在今年奧斯卡的入圍影片里,很多電影的制作費用都超過1000 萬美元。
但肖恩·貝克已經足夠開心。《佛羅里達樂園》在美國上映不久后,他寫了一篇自述,結尾是這樣說的:
「當我回想過去20年——在創作上和商業上的起起伏伏、所有冒險投到自己電影上的錢——我能說,到最后我終于感覺到了一些財務上的安全感,因為我的機會終于來了。
昨晚,跟女朋友坐在沙發上,我看著她說:“你知道嗎?我今年46歲了,現在我終于、終于、終于不用再為付不起下個月房租而害怕了。」

